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极度的贫富分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写道：“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同时，有70％－80％的中国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正朝着"越穷的人越不能通过教育进入快车道"的"马太效应"驰去。

经济学上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扩大。中国已经是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了，和拉美国家处在一个等级上。

不平等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是因为推行市场化改革，私有制推行得太快。

陈志武说，不。“我认为，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

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的温床。

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先分配给谁呢？当然是会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

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到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同样的道理，当老百姓的金融储蓄和资源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有权力，谁有关系，当然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中国的权力经济

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

个人天赋、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导致收入的不等。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没有，这当然也会导致收入差异。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收入的不平等，这是自然的。关键是，如果由于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拥有极不同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是人为的，是应该改变的。

中国的问题不是私有化推行得太多太快，而是私有化推行得不公平，权力参与资源分配。一些人借此暴富，另一些人一无所得。

解决方法

实证研究表明，在有议会民主的国家，收入差距都会逐渐缩小，差别只是收敛的速度不同。

中国要改变贫富分化的状况，政府就必须退出资源分配，政府的行为就必须受到有效监督。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市场化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并行，实行议会民主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