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访谈录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07年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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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提到的文章,网上找不到,10月号大约还没有公开出版吧。不过,找到了几篇其他文章,也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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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前夕再次出手,炎黄春秋刊李锐文鼓吹民主

中国时报 朱建陵

年初刊发人民大学前任副校长谢韬文章,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并因而在大陆引发阵阵政治涟漪的《炎黄春秋》月刊,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再次出手,刊发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文章,鼓吹中共推行民主,认为只有民主可以结束不稳定和腐败的现状。

现年九十岁的李锐,曾在五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并在邓小平主政下出任过高官。

李锐在五年前的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亦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导致刊载他文章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被迫关门大吉。

如今,就在十七大召开前夕,"路透"指出,李锐又在十月号的《炎黄春秋》中刊文表示,除非推行延迟多时的民主化改革,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否则中国政局仍有可能被拉回过去的混乱。

李锐在文章中指出:我相信,中国未来究竟走向成功或失败,必须取决于我党的改革,党必须引导国家走向宪政,保证人民享有一系列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及结社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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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笑蜀

200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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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李锐老,在10月14日央视播出的"纪念长征七十周年文艺晚会"上看到你的镜头,很高兴。

李锐:我也算老资格。抗战以前入党的党员嘛,抗战以前的党员都属红军那一代。

笑蜀:长征迄今已经七十年。作为抗战前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今天你能不能谈谈,你对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思考?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我那时参加共产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

"九一八"那一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学校的爱国主义氛围很浓厚,社会上的影响也蛮厉害。我读小学、中学都在长沙。那时湘江江面上就有英国、日本的军舰。长沙发生过"六一惨案",大概是1923年,日本兵上岸,在岸边开枪,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重伤九人,轻伤三十多人。1928年济南又有更大的"五三惨案",日军进攻中,我军民伤亡三千多人,有十多个外交官被惨杀。当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那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年年学校都要纪念的。这些事件对我们都是很大刺激。

再就是家庭影响。父亲李积芳1905年赴日留学,刚到日本就碰上孙中山第一次到东京演讲,父亲听了以后就把辫子剪了,参加了同盟会。他在早稻田大学与宋教仁是同级同学,同黄兴、秋瑾是朋友,民国二年当选众议员,所以我同两个姐姐都生在北京。他后来追随孙中山,到广东参加"非常国会"。不久回到长沙,1922年去世。

笑蜀:你那年几岁?

李锐:不满5岁。母亲李张淑是清末平江启明女子师范毕业的,受父亲影响很深,很有文化,夫妇间能诗词唱和。我年幼的时候就听母亲讲,日本对中国野心很大。比如橘子好吃,日本的老师就教导小孩,最好的橘子都在中国,要吃橘子就要去中国。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日本要灭亡中国。

高中时我就写过一篇左翼小说,我们班上还办墙报,宣传爱国主义,在同学中影响很大。1934年高中毕业时,由于理科基础好,也受科学救国的影响,上大学考的是工学院。"一二九"运动后,就全身心投入救亡运动。

笑蜀:你的整个学生时代受的都是左翼影响。

李锐:都是左翼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书看了很多,书店都能买到。
还有一个家乡关系。我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平江很早就有共产党组织,有大革命留下的基础,有彭德怀起义,红白斗争非常激烈。我家跟共产党的渊源也很深。我父亲的两个同乡知交都是党早期的关键人物,方维夏是毛泽东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另一个叫李六如。他们两个在北伐时,都是谭延闿第二军的师党代表。李六如写过小说体自传《六十年的变迁》,内中提到我母亲----"李家媳妇"的。

方维夏也是日本留学的,回来是湖南省议会的议员,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1882年生的)。李六如比我父亲小六、七岁,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才去日本留学,受河上肇的影响,在长沙办学校,在家乡办工会、农会,结识了毛泽东。1922年经毛介绍入党,抗战时期做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的原配夫人跟我母亲是同班同学。当年毛泽东经常去李六如家里。李六如夫人告诉我母亲:毛的长褂子,我不知道帮他洗过多少次,毛不讲卫生。我父亲去世后,灵柩从水路运回平江时,方维夏曾抚棺痛哭。1934年,方在湘赣边区被国民党杀害。

一个是社会影响,一个是家庭影响,我母亲就跟我讲过,父亲认为,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从小就左倾。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就在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时,我是武汉大学闹事的头头,随后是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在学校有公开的学生救国会,我们四十多个进步同学,还成立了秘密的"武大青年救国团"。因为有助教参加,不完全是学生。

当年武汉找不到党的组织,我们八、九个最信得过的秘密学联中的人,于1936年下半年,自发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并在1937年2月,在谢文耀家中举行了一个很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谢文耀是解放战争时在河南牺牲的,时任中原《七七报》副社长。

笑蜀:你们当时不知道当共产党危险吗?

李锐:知道危险。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蒋介石追杀。长沙"马日事变"时,我在街上看见过被杀害的尸首。每杀共产党人,背上插着木标,由军队带领从街上拥过,还吹冲锋军号,有的头颅还悬挂在闹市。鲁迅在《铲共大观》中写的"革命被挂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就是讲这种事。他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犯的文章。他的很多青年朋友被蒋介石杀掉了。

当时对蒋介石是恨透了。东北丢了,冀东自治,蒋介石不抵抗。所以那时候顾不得危险,在武汉大学闹的厉害,上街游行我是头头。

1937年5月,为了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我就离开学校到了北平,先后同去的有谢文耀和杨纯(杨已去世,离休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从此,我就完全变成了职业革命家,我们那一代进步青年多是这样。

笑蜀:当时除了读鲁迅的书,你还读过哪些进步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书?

李锐:那个时候读的进步书籍影响最大的就是《西行漫记》。完全是从救亡思想出发,要亡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其实没有多少马克思的书可读,主要读左翼的书。马克思的书武大图书馆有,但那是英文版的。毛泽东的书根本就没读过,哪里有啊?

笑蜀:你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哪一种?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笑蜀: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你有没有影响?

李锐:他们对我没什么影响,那时我还骂过胡适。

笑蜀:为什么?

李锐:当时胡适办《独立评论》,我们也看,但是他对学生游行持批评态度。认为学生游行是可以的,但要遵守法律。他在《再论学生运动》文中说:"凡大规模游行,都应该在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可以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我在民国四年看见纽约市'妇女参政'的五十万人大游行,民国廿二年看见过纽约市'兰鹰运动'五十万人大游行,都没有丝毫的纷扰。"那时武大学生救国会办了一个刊物《救中国》,我就在《救中国》上发文章回应胡适。文章开头就问,胡先生写文章时"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是否"将这两次运动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如真是这样,那么,'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文章标题叫《胡论学生运动》(这篇文章已编入《李锐诗文自选集》,题目改为《胡适论学生运动》)。

笑蜀:那时你很讨厌胡适。

李锐:对,很讨厌。而且不止我讨厌,可能当时进步学生普遍如此。当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在社会上占优势,武汉大学的教授和学校当局,对学生是同情的。

当年对蒋介石闹革命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说这个革命到底应不应当搞还需要考虑。但当时没办法考虑,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笑蜀: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笑蜀:看来你们那时接受的社会主义,都是《联共党史》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整个延安时代,除了读《联共党史》,你还读了哪些书?

李锐:有毛泽东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大概也读过,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伯达的几本小册子影响很大,即《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关于十年内战》、《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他被毛泽东赏识,七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被认为是党的理论权威,他的书是当时解释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书。

笑蜀:系统钻研马列原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比如读马列全集。

李锐:那时谈不上。那时马列全集还没有,马列选集也是50年代以后才有。

笑蜀:那么整个延安时代,经典作家的著作你基本上没有接触到?

李锐:接触很少。从整风运动起,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六大以来党的文件,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笑蜀: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刘少奇。

李锐:不止刘少奇、陈伯达,还有一个张如心,你知道吧?

笑蜀:不太熟悉。

李锐:他是马列学院的教员,在延安做过毛泽东的读书秘书。那时他写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两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周刊》。《解放日报》是1941年办的,之后《解放周刊》就停办了。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就是张如心的功劳,比刘少奇早。但张如心这个人脾气古怪,后来毛泽东不要他了,要陈伯达当秘书。

笑蜀:那么总结起来可以说,其实在整个战争年代,在1949年以前,你们并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李锐:没有系统的,那时只有零星几本,也没有在党内广泛传播。

笑蜀:当时你算党内的大知识分子了。

李锐:也可以这样说吧。当年党内老中青三代,大学生很少。

笑蜀:像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读过的马列原著尚且如此之少,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可想而知了。

李锐:一般人只是读读通俗读物,接触的都是二手的。主要原因是原著太少,毛泽东是好读书的人,但恐怕也不例外。

笑蜀:那么你系统接触经典著作是从50年代开始?

李锐:也谈不上。50年代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读,也没那么多书读。马恩选集、全集都是50年代才开始出版的,先是选集,然后是全集。全集直到七十年代都没有出全。所以我最先读的马列选集。

笑蜀: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系统地读原著呢?

李锐:在秦城监狱。最后几年开放了图书馆,可以借读马恩全集了,尤其是读了《资本论》。

笑蜀:那你读了马列全集、读了《资本论》之后,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跟原来读《联共党史》接受的社会主义概念有没有什么不同?

李锐:基本上还是传统的。

笑蜀: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有没有接触?比如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伯恩斯坦的书?

李锐:没有。考茨基的书也没接触,只知道列宁写过一本书:《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这在我的秦城诗词集《龙胆紫集》中有反映,其中"温书"一节。狱中读过的书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恩书信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传》等。其中的《资本论》辞约四百句,记得这首长辞还在八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上发表过。

笑蜀:那就是说,文革以前,你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锐:也不是。知道一点李卜克内西,还有卢森堡。

笑蜀: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仅限于此?

李锐:对。

笑蜀:那你的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李锐:在延安我就有了问号。

笑蜀:什么原因?

李锐:我投奔共产党主要是为了救亡,但也要民主。但延安的实际情况不那么如意。对一些等级制度和落后现象看不惯。其实我们并不同意平均主义,领导人都是老前辈,受过那么多苦,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生活好一点没有意见,有意见的主要是民主问题。大概是1940年到1941年间,中央青委一些同志办了一个杂文性的大墙报《轻骑队》,批评一些认为是封建性落后的或不顺眼的现象。我也是积极分子之一,最初几期写过文章。

再就是抢救运动。被逮捕后,定要承认自己是特务,怎么可能呢?不承认就受刑逼供,如不让睡觉,眼睛都不准你眨,24小时盯着你。我有过五天五夜(有长到半个月的),你受得了吗?

没有民主,不讲法治,曾深受其害。第一次是抢救运动,第二次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开除党籍,流放劳改。尤其是文革期间关在秦城八年。

笑蜀:第二次受难,更让你大彻大悟。

李锐:1959年之后我变化很大。从自身经历来看,我同意邓小平讲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还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治。现在提出和谐社会,和谐的前提之一就是民主,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哪来和谐?

笑蜀: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这是不是揭示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李锐:的确如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反思的。

在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已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有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和发展中。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 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笑蜀:你这种思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锐:五十年代去过苏联两次。1979年后,去过美国两次,去过巴西,去过瑞士,经过日本、法国、比利时,还去过澳大利亚,这使我大开眼界,启发思考。可以说,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

还有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我懂一点自然科学,从事过十一年水电建设,我懂这个道理。所以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发展,就涵盖了环保。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整体。

笑蜀:现在北京思想界很多人在谈论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锐:你这样提出问题,还是一种老观念。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有别于"旧民主主义"的一种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则是较之新民主主义更高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通常的说法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或发展到社会主义。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很熟悉、很习惯这种阶段论了。其实,已经有学者指出,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并无新旧之分,把民主主义加上一个"旧"字做状语,再给它作一些限制和增补而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已经不是民主主义了。

以"社会主义"自命的,理论有多种,实践也有多种。如果你问的是社会主义是指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那一种,也就是我们多年来习惯和实践过的那一种,那种"社会主义"才正好同"新民主主义"配套。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终究要发展到那种"社会主义"的。

至于并无新旧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因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追求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普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能够有一种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不实行民主主义,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这里我将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思考做点介绍,这对我们今天了解民主也是很有益的,因为我们过去的糊涂观念或错误理解太多了。

陈独秀在晚年著作《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中说:"民主主义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他反复讲:"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他在《我的根本意见》文中称:"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文中还谈到:"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指出:"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五四运动的主帅真是何等英明的历史预言家。

笑蜀:但提出"新民主主义",总还是有部分继承"民主主义"的意味吧。这种部分继承在当时是策略还是诚心?

李锐: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回答:是什么,不是什么。毛泽东是一位策略大师,他公开发表的著作,显然多有宣传的或者策略的考虑。现在有人提出是策略还是诚心这个问题,自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宣布的主张,后来并未见于实行,因而怀疑其诚意了。其实,宣传是宣传,理论是理论,政策是政策,措施是措施,这些虽然彼此有关联,却并不是同一的。毛的许多做法,多是从实际出发,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后来也有的是先做起来,再由秀才们去做理论的说明。有些真要做的或在做的,却从来不宣传,例如"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延安时就说过,"皇帝、总统、主席是一回事"这样的话),早就说过这句话,可是至今也查不清确切的出处,他也从来没有公开宣传过。有些宣传的,却是并无意真正实行的。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历史的先声》,收集了抗日时期党报上鼓吹民主的社论和文章。其中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资料少,重庆《新华日报》上的资料多。因为前者是让解放区的干部阅读的,没有必要宣传这些;而后者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同情者,当然要揭露国民党的不民主、反民主。

毛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当前国民党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一直存在革命的性质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争论。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曾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合作的政治纲领。到1927年合作破裂后,又将三民主义视为"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这也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的一种理论认识。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长文时,已将"三民主义"视为 "旧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2月发表的,正式提出,中国的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宣传上或者说策略上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减少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在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中愿意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对于这场斗争最后胜败的结局是大有关系的。

这是就实际上的收效说的。就毛的初衷而言,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是当年他在党内斗争中的需要。据王明在《中共五十》中说,1941年,毛曾经对他谈过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想法:"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部理论著作。1939年我写《新民主主义》就考虑到这一点了。不过当时还不能公开讲,现在可以了。"这也许是毛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许多考虑中最重要的一种。从这一角度说,他倒是非常诚心的了。

笑蜀:那么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党内有没有分歧?如果有,大致是怎样的分歧?

李锐:《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2月发表的(在刊物上刊登时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那时还在整风运动之前,毛还没有取得 "定于一尊"的地位,他提出这一主张,党内还是有分歧的。王明在《中国五十年》中说,当《新民主主义论》的草稿交给政治局的几个人看的时候,王明即表示,这书稿在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上,都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据王明这本书中说的,当时任弼时对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大家知道,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忠实代理人,他当然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他必须持反对的立场。我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达延安的。当时刊物上看到这篇文章,大家都是认真学习的,因为1938年的《论新阶段》,已是学习的文件了。党的上层的分歧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整风之后,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七大以后,毛泽东更成为党的精神领袖,就更谈不上分歧了。

笑蜀: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革命老人怀念新民主主义,认为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锐: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对过去的一些历史关节做点回忆。

1949 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当时中国经济很落后(工业仅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这个过渡时期到底有多长,一般认为是"相当长的时期"。毛泽东在政协二次会议上讲:"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要在"很远的将来"。1951年3月,刘少奇在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了三句话:"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1953年初,周恩来、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一个文件说: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大家知道,就在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指出:"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随即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1953年4月时,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文件中,还规定高、中级干部学习《联共党史》的重点是,反映苏联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历程的第九章到十二章。这就是斯大林强调的发展重工业、追求单一国家所有制的斯大林模式。

历史是不走回头路的,走过来就回不去了,历来都是这样。当有人表示,希望回到某一时代(古人也说过唐虞盛世之类),不过是表示他对所处现实环境不满罢了。如果说,把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情况,或者说把1949年到1952年那短短三年间的情况,叫做实行了新民主主义,其实也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不用说回不去,就是能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倒退决不是出路,出路在与时俱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这些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笑蜀:这样一个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现代化国家,你认为中国有希望达到吗?什么时候能达到?

李锐: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很好的提法,并且定义为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列在首位,既符合全国人心,又顺应世界潮流。因此民间立即传出"拆"字之说:民以食为天,有"禾"入"口";民主首靠言论自由,人"皆"能"言"。如果按照过去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这个提法必定会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今天谁还在乎这顶帽子呢?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只要经济上不出现大问题,政治改革,社会转型慢慢来,就有希望。中国的事着急没用。一代人跟一代人总会不同,而且大环境在变化,整个世界形势在变化。所以总起来看我并不悲观,还是比较乐观的。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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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毛泽东秘书李锐给中央常委的建议得正面回应

21世纪环球报道

本报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2003年03月01日

  2月22日下午,李锐在书房改完记者的专访稿,送记者出门时说:"我是倚老卖老。我都86岁了,别人还能把我怎么样?"

  这位86岁的白发老人曾经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因为一贯直言犯上而遭受8年牢狱之灾,
也因此为人尊敬和关注。

  他最近"倚老卖老"的举动是去年10月在十六大召开前,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送上一封建议书,题目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3500字左右,对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各提了5点建议(见资料)。

  随建议书,附上他2000年撰写的2万字的回忆文章《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和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的文章。十六大上,列席会议的李老在小组会上宣读了这个建议书。十六大选出新的中央常委后,李老也把建议书送上一份。

  今年1月4日出版的本年度第一期《炎黄春秋》月刊,将李老的建议书略加删节发表,题目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李老的建议于是被社会广泛所知。

  《纽约时报》1月8日报道说:"这很可能是中国要求政治改革的最新信号。"

  上面领导颇赞同我的一些说法

  李老建议的主要观点是:"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

  李老2月20日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专访时说:"上面领导颇赞同我的一些说法。"他跟记者聊天时透露,有位老同志转告他,中央主要领导看到了他的信,颇有赞同之意。

  《炎黄春秋》编辑部没有受到压力

  《炎黄春秋》月刊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主要发表有关党史的回忆性文章,在老干部中有广泛影响。其顾问和特邀编委都是些有名望的老干部和学者。

  该刊执行主编吴思先生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刊登李锐文章的经过。

  十六大后,杂志社组织李锐等特邀编委召开座谈会,商讨怎么办下一期杂志。会上,李锐念了他的建议书,并给杂志社留下一份。杂志社删节后发表。

  吴思说:"当时也感觉到此文敏感,但发表时机比较合适。"他说,文章发表后引起主管部门注意,但有关领导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有位副部长说,这种事(指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在研究。编辑部没有受到明显压力。

  该期杂志还刊登了两篇呼应李锐建议的文章,一篇是对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专访《任仲夷精辟解说"三个代表"》,一篇是社长杜导正199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而写的《民主也不能不急》。

  任仲夷说:"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

  杜导正提出4点民主措施:一、废除等额选举制。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四、一旦条件成熟,党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

  有读者喊"万岁"

  李锐对《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说,文章发表后,他接到很多熟人的电话和陌生读者的来信,赞赏他的勇气,赞同他的观点。有的读者在信中竟然叫他"万岁"。说到这里,李老哈哈大笑

  合肥读者邵鹿1月21日致信说:"阅读两遍《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更加发人深思,也深信这一建议乃是医治我国政治病症的良方。只是'良药苦口',能否被接受,难说。"

  国外和港台媒体对李老的文章也格外敏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法国电台、德国电视台、香港亚洲电视台等都加以报道和评论。

  《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特意电话采访了李锐的老友李普和李慎之的看法。

  李普是原新华社副社长。他说:"李锐文章很好,海内外反响不错。但我对解决党内民主化的问题仍有疑问。现在关键是开步,迈出第一步以后再谈别的,要慢慢来。"他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维护宪法的谈话,就是很好的开始。

  李慎之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认为李锐的建议与党的立党原则有冲突,恐怕难以实行。

  李锐听到记者转述的老朋友的意见后说:"我们还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讲话,希望共产党搞好了。"

  病后初愈接受专访

  2月20日下午3点,《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应约来到北京木樨地李老家中。李老身板硬朗,气色不错,但言语间仍有感冒后的疲惫神态。他的老伴还在客厅里煮了一小锅醋来消毒。

  访谈中间,李老不厌其烦地去书房给记者找材料。所谈话题无所顾忌,谈到会心处就哈哈大笑。当《21世纪环球报道》特约的摄影记者提出摆几个摄影姿势时,李老也由其"摆布"。他怕冷,但还是到露天阳台上站了一两分钟。记者告辞时已经是4点半了,比约定的时间多了半个小时。

  送记者出门时,他说:"你们也许能看到中国比较好的前景。不该有信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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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专访

《21世纪环球报道》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原载2003年3月3日《21世纪环球报道》


   2月20日下午86岁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
  
  曾经打算联名写建议书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去年十六大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具体情况怎样?

  李锐:《炎黄春秋》发表时,将最后一段删节。我先讲讲这个意见书的过程。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碰面时很关心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十五大我不是做过长篇书面发言吗?十六大要召开了,因此就想到再写个东西。曾经打算找几个中顾委委员、中科院院士,联名写建议书。后来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见还是各人提吧。
  
  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到,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导致文革浩劫,邓小平于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报告,认为过去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讲话被人所阻,没能贯彻下去,这人是谁?

  李锐:当年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信中我是写了名字的,即胡乔木。那时出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他坚持"左"的立场,趁机做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小平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

  李锐:十五大的书面意见中,我曾建议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到七个问题。包括胡耀邦辞职问题,我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据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40年代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认为在经济上小平是抓得很紧很正确的:"不要问姓社姓资","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很正确。试问:不搞市场经济,不进入WTO,中国经济怎能出现当前的局面?小平在经济上坚决反对过去"左"的一套,看到苗头不对,才有1992年的南巡嘛,将经济滑坡向左转的局势挽救过来了。

  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领导体制上,他认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权威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谓三权分立,他是坚决反对的。 "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后,又接受"左爷"建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

  中顾委没有解散的时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有一年,薄一波还传达过小平关于权威主义的讲话。这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赞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认为没有权威不行。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

  1980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专制主义。毛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裁,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独裁所致。

  为什么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我十五大那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建议得到高层回应
  
  《21世纪环球报道》:你们认为《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李锐:我的建议,好像接受得比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必须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证明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现在传出来,中央领导都赞成这种意见。这当然给大家一个希望。
  
  常委任期5年,十二大后已经解决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中央常委任期5年,连任一届。有实现的可能吗?

  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5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21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不合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关于司法独立,目前议论比较多,党委直接干预公检法的事很多。您怎么看?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党派只任副职的陈规,可能吗?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21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1957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注: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着,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

  这个问题,我1992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9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
  
  《21世纪环球报道》:还是在十五大的书面发言里,您当时认为中国面临七个危险: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依旧存在;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自己难以监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左右社会的力量出现;国外威胁;香港与台湾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人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现在,这七个危险是否依旧?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1998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

  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1941年撰文说:"应反对 '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共产党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这些建议的突破点是什么?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20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

  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对毛泽东继续造神,对党史继续造假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1980年10月参与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国际国内都没解决好。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锐:1989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

  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21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
  
  《21世纪环球报道》: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会不会导致洋务运动的后果?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

  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

  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

  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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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转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03年第1期第2-3页,此文为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小组会上的发言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 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I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 "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 "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 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 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心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向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相关链接]

*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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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23条)

这篇文章很好,让被蒙蔽信息的我们了解到各种思想。可是,我比较担心这里会不会因此而遭到和谐。


李老赤子之心,警世之言,切中时弊,字字千钧!反映了全党的思想,历史的规律,符合当今时代的旋律,传递着人心的相背!我们最基层的干部和党员完全赞成,多年没听到、没见到如此精劈的高见了,太难得了。特别是对反腐败、一把手、官员滥、少民主的下情了如指掌.如果我党的老革命,老党员都能像李老这样关心国事,直言进谏,何愁国家不兴,民族不强?我们甘肃省成县山区的共产党员们向李老鞠躬致敬,感谢您说出了我们多年来想说而未说出的话。

不错,长了见识。

光记得分权和监督,忘了共产党之所有能够成立,是为了人类公平正义制度最大程度的实现.党的作用,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是为了实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是为了一个最好的制度,它需要"专政"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解决无产阶级的贫穷和一个没有剥削的制度,求共识,为了为每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制度公平的制度框架,配置社会资源,建立为了民族永恒发展的公平机制.这是需要共识和"专政"的,避免政治特权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用.求共识\建设什么国家,配置资源的结构和比例,是第一步,是宪政机制的前提,第二步是分权机制和制衡机制,第三步才是宪法审查机制.
分权当然可以监督,可是,权力分配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这个制度成本考虑了吗?

在"前提"上多磋商,花多些功夫.政党集权最后一次使用,怎么使国家利益最大化?拿出什么最佳方案?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势则昌,逆势则亡!老人家谈的大势,后人应该谨记啊!

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李锐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入党已过七十年的老党员,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紧紧跟上去,拉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后腿,国家进步显跛足前行之象,危机丛生。因此,关于党对国家领导的性质和方法,我个人以为应该有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

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遗憾的是我们淡化甚至抛弃了这个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肃清 “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剥夺资本家直到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的同时,全面地垄断了国民经济。接着更进一步进行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反右派斗争,剥夺了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继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总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死人数几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道德沦丧,真令人痛心之至。这是民主和权力制衡体制未能建立的惨痛恶果。我总记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医院中和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复职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谁能监督毛泽东呢?

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危机,我以为首先起源于我们党的内部。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中国要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进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从当前来说,我党首先要带头模范地执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以便使我党接受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保证执政的权力不被滥用。关于党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见书中有过五点建议,现在仍就此作三个方面的说明。

(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否定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但对内战时期苏区打AB团和延安抢救运动等错误,都未涉及。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总结“文革”十年,虽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仍过分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而且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又一直把它们划为禁区。这样就不可能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

譬如反右运动就是很值得回忆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右前夕“鸣放”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确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明确肯定不民主是产生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

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了吗?建国后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无比惨痛的教训。我们只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就必定可以转化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二)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我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变可说是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壮大,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已为这场革命准备了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尖锐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邓小平后来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我认为1980年邓小平这个报告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两个文件,仍然值得我党继续学习,并制订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1989年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听到一些西方学者称我们这个国家为“党国”(Party state)。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我在十六大书面建议中曾提到,应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切实履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承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不该受政党的直接干涉。党的宣传部门也无权直接控制政府和社会有关言论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权利的事务。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应该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同级党委领导,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应从差额选举发展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事实证明,十三大实行差额选举产生了良好效果。

现在每年有以多少万计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案件,贪污腐败已扩散到学校和医院,种种统计数字,令人惊心动魄。官员腐败如此普遍,主要是权力失去强力制约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强教育自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必须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应该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我衷心希望党的改革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稳步前进。

(三)尊重宪法,实施宪政,就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宪法,学习宪法,使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每个成年人中形成公民意识,以行使公民权利、履践公民责任为荣;大中小学都应开设公民课程,以培养公民素质;从而完成“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建国以来,我们修改和公布过七次宪法,实际上往往徒具空文。锦涛同志接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谈宪法,给人以莫大的希望。服从宪法就是服从民主。国家政权和执政党都应该奉公守法,官员不能越轨行事。

尊重宪法,实施宪政,我建议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闻出版法》;进一步转变我党宣传部门的职能,使之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部门,而不再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监管控制部门。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谐?“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我们要有勇气在这方面认识并改正过去所有的失误。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和尊重人权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在国际交往中我国政府倡导协商与合作,在国内我党宣布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应当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言论与新闻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体制。锦涛同志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要我们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字。这是同他在党校讲话中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宝同志也在200名国内外记者会上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锦涛同志和家宝同志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家盼望将这些讲话逐步落到实处。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逢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已经解决了千百年来渴望解决尚未解决的温饱问题。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衷心感谢党感谢政府。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各方面包括深化经济改革,都督促我们快点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实施宪政的康庄大道。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了,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让我们认真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题。实行宪政并不是削弱共产党,而是要促进共产党的现代化,取得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的更衷心的拥护;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两岸的统一。过去我们摆脱不了专制传统,为“权威主义”所左右,以为制服“一盘散沙”,就靠“有人说了算”;总是担心一旦落实公民权利,开放了言论自由等,就会乱套,社会就不能稳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形成了稳定压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尤其社会党执政国家成效更为显著,从而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 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当然,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模式与经验,我们不应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们的许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历史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

我已吃九十一岁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并没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话别诗中有联句:“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过九十岁生日时,又做了一首自寿诗:“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铁肩”有点自吹自擂,由于“双肩”不合平仄,用了个“铁”字,这也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

[2007年8月30日完稿]

[来源:炎黄春秋 2007年第10期 ]

李锐的人格有点问题,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了,从他嘴里无论出来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敢信。

引用dgadgagadg的发言:
李锐的人格有点问题,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了,从他嘴里无论出来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敢信。

你这评论太恶毒了,人格问题更大,你的灵魂出卖给谁了??

引用dgadgagadg的发言:
李锐的人格有点问题,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了,从他嘴里无论出来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敢信。
有你这种人,怪不得中国会出现“文革”。

引用dgadgagadg的发言:
李锐的人格有点问题,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了,从他嘴里无论出来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敢信。
反对!李锐坚持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如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反对封建主义,主张“尊重宪法,实施宪政”,而要尊重、实施的这个宪法,是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这有什么错?dgadgagadg本身是否人格有问题?逻辑也不通啊。

我不看他为人如何,
单看他的文章来讲。他说的实话,是真话,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民主是把双刃剑,得有高手来玩,玩不好,伤着自己。

中国缺的是那个玩剑的高手,不了而不是那把剑,邪恶和善良的高手中之间无从选择而已,大智慧的都被教育不利埋没了。

所以振兴教育和提高整体民族的素质才是本质的解决办法呀~

但愿还能来得及~

引用dgadgagadg的发言:
李锐的人格有点问题,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了,从他嘴里无论出来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敢信。
温总理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时就曾说:“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今年年初在会见前来访问的英国首相布朗时,温总理在联合记者会上也提到:“我曾经说过,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难道你的意思温总理也是?????????

你可以说李锐人格有问题,胡说八道,老了糊涂了什么的

但是ccp不敢开放那时的档案,甚至销毁了那时的档案


你不觉得有问题么


还有对那时幸存的人的回录什么的,都禁止

还是心虚,掩盖

凡事都要讲证据的

中国问题只有靠自然规律解决。
比如一亩地要养活100个人,10平米要住10个人。。。再高明,再民主(会好一点),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民族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国际化和追求个人自由的时代。
各位惜重!独立思考的个体越来越多的时候,才是自由到来的时候。

李锐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

引用港湾的发言:

李锐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

你也配评价李锐????

请不要随便扣帽子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大家都知道这是某人的违心话}!

李锐的品性不端已是人所共知。其人两面三刀、毫无操守、反复无常、投机钻营,在其丑恶嘴脸被毛主席和我党识破后,对毛主席和我党产生了极端仇视的心理。现在,他认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便赤裸裸地竖起反共反毛主席的黑旗,对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尽造谣、诬蔑、谩骂之能事。麇集在李锐黑旗下的,全是象李锐一样寡廉鲜耻、毫无良知、天良丧尽的歹徒。李锐如此仇视我党仇视毛主席,为什么要钻进共产党、钻进来之后又赖着不滚出去呢?除了其品质恶劣外,还可能是帝国主义派进来的“卧底”,妄图通过颠覆我党来颠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

引用独孤仗剑的发言:

李锐的品性不端已是人所共知。其人两面三刀、毫无操守、反复无常、投机钻营,在其丑恶嘴脸被毛主席和我党识破后,对毛主席和我党产生了极端仇视的心理。……

围观文革语言,好久没见过了,真稀奇

政府政党皆须循宪为政,治国治吏都应依法而治。

李锐先生是中共少有的良心人士。尔等,文革余孽在这里信口雌黄!

开展自我批评就是一剂强心针,促使共产党自我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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