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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留言：
民主与国情──「国情决定论」没有根据 时下的中国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中国当前的国情不适宜民主宪政的推行。这些人大都主张以渐进的演变改良，来替代激进的民主革命。於是，当年曾经令千万人为之热血沸腾的「64」竟然也成了不少人责难的对象。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上个世纪初期梁启超的观点，两者是如此惊人地一致。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具有四大明显的缺陷：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习惯於受专制而不习惯於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因此，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能仅仅根据制度本身的优劣高下去判断，而应当结合大多数人的教育状况、思想素质、政治要求去加以考虑。由此看来，民主共和未必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想不到将近100年以後的今天，持梁的国情论者仍然大有人在。然而，这里的问题在於：照国情决定论者的逻辑看来，中国似乎除了专制就别无其它出路，因此，专制客观上反而成了最合适、最合理、因而也是最好的一种制度。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对民众的奴化统治早已使人们习惯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心理，不做奴隶或者做不得奴隶，反倒惶惶不可终日了起来。如果照国情决定论所认为的，「制度的选择要结合大多数人的教育状况、思想素质、政治要求去加以考虑」去推论的话，那么对於「惯於受专制而不习惯於享自由专制」的多数中国人来说，专制无疑是最适合於当时的国情了。而反过来，中国人的这种民众基础也无疑最适合於专制政体的选择了。 对於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他们或许并不懂什么民主。他们只要求有口饭吃，因而不存在实行民主的基础和条件。这样看来，民主对他们的确没有多大意义。那么，民主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而民主在今天的中国，既无实现之必要，那么我们又何必再谈什么民主先行、缓行呢？反之，民主如果真有必要的话，那么是否因为这一国情的阻碍而停滞放弃，或者乾脆坐等农民哪天自己觉醒呢？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或者政变，可能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路径，但并不一定具备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平演变或者政变，同样可能需要一定的流血牺牲和武力冲突的代价。当年在前苏联解体千钧一发之紧急关头，不能说不是军事力量起著关键的作用。还有和平演变往往意味著漫长的等待，因而必然是对一代、甚至几代人民主自由之利益的牺牲。因此，企图用国情的观点来否定当下的民主进程，同样面临许多自身无法解释并解决的问题。因为，照这样的观点，其实就是民主永远无从谈起，如果条件不成熟的话。 梁公的国情论很难说没有一点道理，而且还是相当清醒，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问题只是在於：梁过分夸大了国情对民主进程的作用，以至把民众的基础，看成是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必要条件，从而陷入了一种先验的决定论模式。然而，即使就国情论本身的主张来看，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现象来加以考察的话，梁任公的中国人四大缺陷不适宜民主政体之说，恐怕也是很难在理论和事实上站得住脚的。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里的国家同东方一样，被统治在封建神学的黑暗之中，并且当时的文明也是以农业文明为主，农业人口在当时一样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不知他们那里又具备多少像梁启超所说的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呢？古希腊、罗马城邦的民主制，那时候他们的经济又发展了多少？还有，在我国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时代，曾有过一段「禅让制」的民主制度。那么请问：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是否要比梁公所在时代更加有「市民资格」？更加有「国家思想」？更加不习惯於「受专制而习惯於享自由」？或者更加有「高尚之目的」？当然，这些问题梁公已经是没法回答，而只能留给後人了。 该文章全文地址: http://www.libertas2004.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4
2008-08-17 13: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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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留言：
民主与国情──「国情决定论」没有根据
时下的中国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中国当前的国情不适宜民主宪政的推行。这些人大都主张以渐进的演变改良，来替代激进的民主革命。於是，当年曾经令千万人为之热血沸腾的「64」竟然也成了不少人责难的对象。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上个世纪初期梁启超的观点，两者是如此惊人地一致。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具有四大明显的缺陷：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习惯於受专制而不习惯於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因此，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能仅仅根据制度本身的优劣高下去判断，而应当结合大多数人的教育状况、思想素质、政治要求去加以考虑。由此看来，民主共和未必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想不到将近100年以後的今天，持梁的国情论者仍然大有人在。然而，这里的问题在於：照国情决定论者的逻辑看来，中国似乎除了专制就别无其它出路，因此，专制客观上反而成了最合适、最合理、因而也是最好的一种制度。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对民众的奴化统治早已使人们习惯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心理，不做奴隶或者做不得奴隶，反倒惶惶不可终日了起来。如果照国情决定论所认为的，「制度的选择要结合大多数人的教育状况、思想素质、政治要求去加以考虑」去推论的话，那么对於「惯於受专制而不习惯於享自由专制」的多数中国人来说，专制无疑是最适合於当时的国情了。而反过来，中国人的这种民众基础也无疑最适合於专制政体的选择了。
对於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他们或许并不懂什么民主。他们只要求有口饭吃，因而不存在实行民主的基础和条件。这样看来，民主对他们的确没有多大意义。那么，民主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而民主在今天的中国，既无实现之必要，那么我们又何必再谈什么民主先行、缓行呢？反之，民主如果真有必要的话，那么是否因为这一国情的阻碍而停滞放弃，或者乾脆坐等农民哪天自己觉醒呢？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或者政变，可能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路径，但并不一定具备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平演变或者政变，同样可能需要一定的流血牺牲和武力冲突的代价。当年在前苏联解体千钧一发之紧急关头，不能说不是军事力量起著关键的作用。还有和平演变往往意味著漫长的等待，因而必然是对一代、甚至几代人民主自由之利益的牺牲。因此，企图用国情的观点来否定当下的民主进程，同样面临许多自身无法解释并解决的问题。因为，照这样的观点，其实就是民主永远无从谈起，如果条件不成熟的话。
梁公的国情论很难说没有一点道理，而且还是相当清醒，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问题只是在於：梁过分夸大了国情对民主进程的作用，以至把民众的基础，看成是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必要条件，从而陷入了一种先验的决定论模式。然而，即使就国情论本身的主张来看，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现象来加以考察的话，梁任公的中国人四大缺陷不适宜民主政体之说，恐怕也是很难在理论和事实上站得住脚的。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里的国家同东方一样，被统治在封建神学的黑暗之中，并且当时的文明也是以农业文明为主，农业人口在当时一样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不知他们那里又具备多少像梁启超所说的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呢？古希腊、罗马城邦的民主制，那时候他们的经济又发展了多少？还有，在我国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时代，曾有过一段「禅让制」的民主制度。那么请问：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是否要比梁公所在时代更加有「市民资格」？更加有「国家思想」？更加不习惯於「受专制而习惯於享自由」？或者更加有「高尚之目的」？当然，这些问题梁公已经是没法回答，而只能留给後人了。
该文章全文地址: http://www.libertas2004.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4
2008-08-17 13:3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