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摩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20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摄入知识的阅读高峰期，所以完整地经历了八十年代知识界的躁动和潮涌。八十年代完成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遗产简单化、庸俗化的过程。五四建构了西方文化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八十年代建构了西方国家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国家的崇拜，和对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崇拜。

五四运动强烈反对由英美控制的国际秩序，对他们在巴黎和会中勾结日本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发出了严正抗议。可是，八十年代这一代人带着对中国的极大失望，一心崇拜西方国家和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没有机会被西方殖民三百年而痛不欲生。他们指着香港说，如果英国当年不只占领香港，而是占领全中国，咱们早就富强幸福了如今天的香港了。

稍有知识的人就能够弄明白，香港并不是用英国的财富建设起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的膏血在流向西方社会的过程中，遗留一点点将香港建成了一个中转站。

印度被英国人殖民两百年，不但没有像香港那样富裕起来，而且手工业生产体系被殖民者完全摧毁，整个印度进入了一个“逆工业化”的状态，成为西方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他们的贫穷比中国还更加严重。

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比五四时贤倒退百步，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信奉着、消费者和推销者。比如，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实是中国被组织到西方人控制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此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关系日益密切，而利益的博弈也日益激烈。可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很少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敦促中国加入到这个“文明的”国际秩序之中。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特征较少，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征较多。所关注和研究的真实问题较少，兴趣较多集中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上。

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对中国从社会到文化到人种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卑贱化描述，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和“酱缸蛆”意象得到广泛的认同。而这种自轻自贱自虐的另一面，恰是对西方强势国家及其文化的简单崇拜。

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士人，甘愿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而不能立足于本土，从容地建构自己的文化，八零时贤这一代就这么无奈。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富裕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环节，其中满含热情和希望，但是也不无浅薄、曲折和失误，我们没必要刻意建构八十年代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