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发着经济发展的美梦。自五十年代初期起，经济发展学「百花齐放」，怪论层出不穷；于今回顾，这些理论的无稽令某些经济学者无地自容。但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以实证支持理论代替了以模型支持美梦。这一个重大的转变，使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世界；很多我们从前不明白的事，现在已有了基本的解释。
经验的回顾也应该令某些执政者无地自容。在当时，苏联有她的五年计划；中国有她的五年计划；印度、柬埔寨、北韩等国家，都各有各的计划。有些地方，像日本和香港，就没有什么庞然大计。三十多年过去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到如今，共产政制与私产政制在经济增长上的分别，已不需要再辩论。尽管某些理论家仍是在做梦，但在实证上，制度对经济进展的决定性，已再无可置疑。
但究竟私产制度为什么跟共产制度会有天渊之别呢？这问题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自由市场所能带来的种种利益，二百多年来经济学者都有很详尽的分析。但一般经济学者――连我自己在内――都不否认在很多情况下，自由市场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有些很有分析能力的学者，曾用多种理论去支持共产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几十年来，有关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课本，都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就是到现在，不少课本仍然是这么说。但事实的证据实在是太明显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对的。但真理究竟是什么呢？历久以来，经济学者绞尽脑汁，也只是一知半解。这个理论上的困难，要到一九六零年，高斯（R. H. Coase）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才露出一线有极大启发力的曙光。
一九六零年以后，高斯定律不胫而走。到如今，高斯的原文是历来被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之作。那是一篇博大湛深的文章。二十多年来，从高斯的启示而埋头苦钻的人屈指难数；理论也就因此由深变浅。在这方面较有深入研究的人都说：「原来如此而已，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想不到？」这理论上的突破，给私产与共产的经济运作一个基本而完整的解释。这个解释逻辑井然，令人叹服。
假如有两块相连的地，一块畜牧者用以养牛，另一块耕耘者用以种麦。但畜牧者所养的牛群，常越界到麦地去吃个饱。牛吃了麦会使牛肉价值增加，但种麦者却受了损失。畜牧者见自己的牛群得益，当然是希望能对麦地的损害置之不理。但若牛群可在麦地乱吃一通，那么在边际上（牛吃麦最后的分量），麦地所损失的价值一定会大过牛群的增值。在边际上，畜牧对社会的损耗就会因而大过牛群增值对社会的贡献。这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因而受到损害。问题是，要增加生产的总净值，畜牧者应否补偿种麦者的损失？政府应否用抽税的方式去减少牛群的数量，或甚至禁止畜牧者在该地养牛？
我们也可以问，政府应否将这两块地收归国有，然后雇请最优秀的专家，去决定放牧地区及麦地的大小，用栏杆将牛群隔开，将总收入以最合理的方法分给养牛及种麦的人，变成一个最恰当的共产政制？要在经济观点上支持共产，我认为这问题问得最有意义。
高斯所问的是，究竟畜牧者有没有权利让牛群到麦地上去吃麦？他在这问题的答案上用了两个相反的假设，但竟然只能得到一个相同的经济效果――这就成了举世知名的高斯定律。
高斯的第一个假设，是一般人认为很自然的――畜牧者没有权利让牛群越界去吃麦。换言之，种麦的收成是耕耘者的私有产权。在这情形下，牛群吃麦是可以的，但耕耘者却有权收取费用。若畜牧者认为所要付出的费用（价钱）是有所不值，他就会约束牛群的行为，例如用栏杆将牛群隔开。但栏杆应筑在哪里呢？答案是，并不一定在两块不同业主的地的交界。
假若牛群吃麦所得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大过麦的损失，那么只要是市场的交易费用不太高，畜牧者与耕耘者就可互定合约，吃麦多少以市价而定。耕耘者得到市价的补偿，就乐意接受麦的损失。但若牛群吃麦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少过麦的损失，那么畜牧者就不愿意付出牛群增加吃麦的市价。栏杆的位置（或约束牛群的程度），是以吃麦的市价而定。那就是说，在互定合约的情况下，栏杆的位置是会建筑在多吃一点麦对牛群的增值，跟麦的边际损害的市值相等。边际上的利益等于边际上的损害，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就会是最高的。
高斯跟着作一个相反的假设，这就是牛群吃麦的权利是在畜牧者的手上。那就是说，虽然耕耘者可在自己的地上种麦，但牛吃麦的权利却是畜牧者的私产。在这个假设下，牛吃麦的分量会否比第一个假设有所增加呢？高斯的答案是不会的。这是因为虽然畜牧者有权让牛群免费吃麦，但耕耘者可将麦的市价，付给畜牧者，使畜牧者能有利地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
那就是说，若牛群吃麦的边际增值是大于麦的市值损害，那么耕耘者就不会出市价约束牛群吃麦；既然在边际上麦的损失是少过牛的增值，让牛群多吃点麦是会增加社会生产的总净值的。但若在边际上牛吃麦的增值是少于麦的损害，则耕耘者大可以以损失的市值，付给畜牧者，要后者去减少牛群对麦的损害。畜牧者见收了钱而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他的收入有增加，当然乐意遵命。在互定合约下，栏杆位置的选择，恰恰跟第一个相反的权利假设相同――在边际上，牛群吃麦的增值跟麦的损害相等。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是最高的。
高斯定律的宗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清楚地界定为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这总值的衡量不是由政府随意加减的，而是依消费者的喜好、所肯付出的代价而表达出来。当然，在以上畜牧和耕耘的例子中――或任何资源使用的例子――权利谁属是会影响财富的分配的，而分配的不同可能对资源的使用有间接的效果。但单就在运用资源为社会作出最大收益的问题上，高斯定律是无懈可击的。
在《社会耗费问题》一文内，高斯定律只不过是一个小贡献。远为重要的贡献就是高斯将该定律引伸到有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情况上。而从这引伸的演变，更能令我们明白共产政制的经济困难。要将交易费用的演变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极为不易，但我仍可用些较浅的例子来让读者稍知大概。
假若在有清楚私产界定的情况下，畜牧者跟耕耘者在讨价还价上发生了问题，或者在牛群吃麦多少的量度上发生了纠纷，那么以市价买卖的普通合约就难以达成协议。但既然资源运用的利害是私人的事，他们双方大可利用一些交易费用较低而生产效率也较差的合约方式成交。例如他们可以商议租用麦地的面积而不计麦的数量损失；或者他们也可以合股经营，以分帐的方法处理。
又假如比起麦地所受的损失，建筑栏杆的费用过高，管制牛群吃麦的费用就不合算。在私产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可将另一方的地全部租下来或买下来。有了这个安排，两块地可能全部种麦，或全部养牛，两者的选择就会由哪一种用途的生产总净值为高而定。当然，因为交易或非生产费用而引起的各种安排，两块地所生产的总净值是一定会比没有交易费用的低。但在私产制度下，选择的结果必定是基于尽量减少交易费用，争取在这些费用存在的局限下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现在让我们假设政府将以上提及的两块地收归国有，实行共产，用专家作决策，情况又会怎样呢？第一，在共产制度下没有市价的存在。牛群的增值多少或麦的损失多少用什么标准来决定呢？专家可不能代表吃肉或吃麦的人的口味。第二，假若要筑栏杆，位置从何而定？专家选错了位置会受到什么责罚？而有什么准则可以断定栏杆的位置是对了或是错了的？第三，若建造栏杆的费用高，专家要用什么准则来衡量这费用是过高或是不合算？第四，畜牧者及耕耘者的劳力要用什么方法奖励？用牛？用麦？抑或用其它非物质的方法？奖励的多少又由谁来作决定？第五，专家的劳力又要怎样计算才能保障是有所值呢？我们又要用什么方法去分别「专家」与「非专家」？
在这篇文章里我引用高斯的畜牧及耕耘的例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牛群会走动，不容易控制。这一个特征加强了界定及保障私有产权的困难，也增加了讨价还价及议定合约的费用。我故意采用一个在私产下交易费用较大的例子，去强调私产的弱点或困难。假若牛群是像蔬菜一样，不会走动，交易费用将会较少，私产较易施行，但决定资源的使用及财富分配的经济问题仍是驱之不去的。
在共产政制下，这些经济问题同样存在，但因为制度不同，解决的方法有异。经济进展的快慢，就在乎哪一种方法可以在生产上取得较高的总净值。引伸到交易或非生产费用的问题上，这总净值当然是要除净这些费用的。就是在畜牧及耕耘的例子中――一个交易费用较高的例子――我们也可见到共产政制下要提高总净值的困难，要比私产的困难大得多。这是因为在不同制度下的交易费用虽然性质不同，但这些费用在生产价值上的比重，共产要比私产的高得多。
高斯最大的贡献，是提醒我们在实践上，经济制度是一定要考虑到那些可观的交易或非生产的费用。经过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实证资料堆积如山，所得到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原故设法将这些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这是从高斯理论演变出来的对共产制度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