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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在任何经济制度下,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境况,富贵贫贱的因素,始终脱离不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无论在什么主义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这原则是不变的。

在未开化、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地方,这原则固然适用;在以盈利高低论英雄的资本主义下,这原则依然适用。但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衡量「适」与「不适」的准则,却有所不同。详细一点来说,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为生存而竞争。以竞争定成败、分贫富,必定有一个或多个衡量的准则或规格来决定胜负,或分别出「适者」与「不适者」。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便会有不同的衡量规格。进而言之,产权制度是衡量胜负、贫富准则的决定因素,衡量的准则是随着产权制度而改变,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便产生不同的衡量准则。

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后天本领,甚至运程都各有不同。亦因为这个原因,随着每个人条件的不同,他们便喜欢以不同的准则来衡量成败、贫富。身体健硕的人,可能喜欢以暴力为准则;年老的人,则喜欢以年岁为准则;更有些人则喜欢以容貌、圆滑的交际手腕,或金钱为准则。

什么是好的准则?什么是坏的准则?这是个主观、伦理的问题。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可能以为应该以智力商数的高低作为分配资源的准则。同样,有些人可能认为政治、交际手腕,或甚至是武力,都是理想的准则。这个伦理上的好、坏问题,辩论一万年也不会达到一致的结论。但经济学分析却可以断言,在千百种准则、规格中,只有一种是有益于社会,能够最有效地引致经济繁荣。其原因是只有一个准则是没有经济浪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石油价格曾经受到政府管制。要买汽油便得要在街上轮候,时间是得油的准则。有多余时间的人,便成为「适者」。政府若不准以钱雇人代轮,没有时间轮候的人便会被淘汰出来。以轮候准则来定胜负,不是资本主义,亦不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虽然在共产或社会主义下,这种情况极为普遍。重要的问题是,花了一个小时去轮购汽油,时间是浪费了。倘若这个人可以利用花在排队上的一小时去工作,赚取三元的工资,那么他这一小时对社会的贡献,起码值三元。但花了一小时的代价去轮购汽油,这一小时便在排队中荒废掉,社会没有人因此得益。

再举另一个例子。香港的廉租屋只有符合了某些资格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些资格便是赢得廉租屋的准则。许多人会用尽千方百计以求符合这些资格――化时间劳力填表格、弄证明书、假做文件甚至搞人事关系和跑后门等。倘若符合资格是包括了收入少或其它类似的准则,有些人便可能会因而放弃一份较高薪的工作,或工作较少时间,以期获得一层廉租屋宇。以整个社会而言,办文件、跑关系的劳力是浪费,放弃较高薪金的工作或怠工也是浪费。

每个人为了适者生存的缘故,都会设法适应生存的衡量准则。倘若经济制度改变了,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亦会改变,每个人的行为亦会随之而改变。那一类人更能适应新的准则,其经济效果亦会跟着改变,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在伦理或一般人的道德观念上,可能以为某些准则或规律并不合理。弱肉强食――如越南、柬埔寨及阿敏时代的乌干达,很多人以为在伦理上说不通,而在经济上亦是浪费的行为。但有些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理想和合理的衡量准则,其实却是非常浪费的。譬如,我们可能以为「先到先得」是很合理,但如上文指出,排队和争先恐后是一回浪费的事。有些人认为应该敬老;但若以年岁论成败,许多年青人便不会发展所长,只是不耐烦地等待年老,或浪费资源去扮老,虚报年岁。

在共产主义下的衡量生活竞争胜败的准则,我们所知道的着实不少;不知道的,可能是比知道的更多。「千规律、万规律」这句话是容易置信的,单就我们确知文革时期的一条规律――以所谓「正确」的政治思想为衡量准则,其浪费程度,可谓史无先例。全国天天搞政治、读红皮书、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十年不断。这些劳力资源,可以兴建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和房屋。此中一失一得的原因,就是基于衡量胜负的准则不同,竞争生活的人都为按着适者生存的原则办事。

我们不要以为在某些理想的经济制度下,便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生存。事实上仍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以文革为例,会搞政治手腕、会跑后门的人便是「适者」;善于生产的人,多遭淘汰。换了任何一个制度,「适者」与「不适者」仍然是会有所区别。因为人的条件各有不同,在同样的衡量准则下便必定有胜负之分。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无从臆测。但可以断言,一日不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准则。不论将共产主义作如何的改革,种种对社会带来浪费的准则必定会不断出现。虽然在浪费程度上,照常理推测,不会像文革时那样严重。

有一个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许多人都以为是不合理,但这准则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少――这便是以市场价值作为衡量的准则。假如某甲生产某种式样的服装,畅销而致富,致富的原因是因为社会认为他的产品是有价值。这价值是由消费者所决定;甲便是适于生存的人。倘若有某乙,生产另一服装,虽然他自己以为这服装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但消费者却以为他的贡献不够,他的服装因而滞销,最后亏本,公司倒闭;乙就是被淘汰的人。

假若用市场价格为准则,设想某人要得到一个手表,他不能动用暴力,亦不能够透过先到先得,或靠较高的身裁、较大的年岁、脸孔的漂亮,或搞政治思想或交际手腕等办法;他要得到手表的唯一办法是出钱,价高者得。以钱来选择适者,表面上似乎不合理、铜臭味太重。但赢得手表的人,他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钱一定要赚回来的,要赚钱他便必定要对社会有贡献,而他的贡献起码要相当于手表的价值。故此以市价作衡量成败、支配资源的准则,是没有浪费的。

用任何其它准则来断定得手表的胜利者,必有浪费。在成千上万的衡量准则中,只有以市场价格定胜负没有浪费。

我们不要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市场价格作为准则太市侩太庸俗,因噎废食,而忽略其用处。我们不要因为在某些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里,某些人滥用钱的权力,便以为钱是要不得的准则。在这些社会里,有些有钱人权力过大,倚钱势凌人;也有些人以名誉高而横行无忌。这些现象,在有些自以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常有的。但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基于不健全的私有产权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应有的本质,不是以市价作为竞争衡量准则的。

让我再说一次,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私有产权制度是资本主义的骨干。假若取消私有产权,或在私产界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它种种形式的竞争衡量准则会纷纷出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没有改变,但换了衡量准则,便会引起各种浪费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孙冶方先生,在文革时因为说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一句话,而被禁坐牢七年。平反后他于七八年十月间在《光明日报》用这句话为题,为文分析价值的重要性。但囿于马克思的老调,孙先生对价值的概念与近代经济学的出入颇大。倘若孙先生能清楚明白市场价值只能在私有产权下产生,而现代经济学对其他价值的种种问题的分析早已远超马克思的时代,他的论调当有不同。

在国外从事各种研究的中国人,和一般华侨一样,关心祖国。《信报》的主事人要我用中文写一篇文章,我就藉这个机会向中国经济学者交换知识,更希望能够引起有建设性的辩论,故此大胆地借用孙冶方先生的好题目,只改了三个字――「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原载《信报财经月刊》第三卷第七期总第卅一期,一九七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