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末，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邀请我用大约五百字对本文题目发表意见，据说是因为唐宁街十号对这问题感兴趣。我当时推却了邀请。但其后许多朋友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而英国的邀请人亦坚持我推却的理由不足，就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试写。
动笔之初，我对中国的去向毫无认识。先入为主的意见没有科学价值，而推断又必须要有理论根据。因此，我在八一年初的思索探讨，只集中于经济体制转变的原理。这个原理果真不易，难怪十几年来这么多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碰壁。我朝夕思索三个多月，反复推断，但是片段的分析总是连不上。幸而在五月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一个较为完整贯通的理论总算显现出来了。
要写论文，就先要有话可说，这是已故的夏理"庄逊（H"arry G"Johnson ）十多年前，要我记着的。既然有话可说，我就决定借题发挥，将不同经济制度的不同运作向中国同胞们解释。所以原定五百字的短文，竟写出二万多字。心想经济事务学社收到了长达七十多页的初稿，必定大吃一惊；没想到两星期后，收到刚退休正在渡假的老编来电，说他们打算立刻发表，不用修改。
这个反应反而难为了我。我曾在稿件的附信上言明，由于文章坦白，恐会开罪中国人，所以可能决定不发表。但编辑在电报后的补信，却已定明出版日期。我好不容易将这日期延长数月，修改了两次才付印。
除了编辑的不断鼓励外，我决定发表的原因有二。一、高斯在看完初稿后，多次和我研讨，大致上全部同意我文内引用高斯定律所演变出来的理论。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常深表关怀。他既然对这篇论文有偏爱，我又怎能令他失望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一向喜欢将初稿寄给朋友们批评。但没想到这次投石问路，几间大学竟将此稿列入课程读物，而一家石油公司甚至复印一批，分发给职员。既已成为公众读物，我又怎能不发表呢？
论文的定名非我所愿。我一向反对用“资本主义”或任何带有“主义”在内的名词，原因是我对各种“主义”的现有定义，一向不满。经济制度是产权结构的问题，与空泛不着边际的各种“主义”无关。何况“资本主义”一词在中国是入了黑名单，我们又何必再提及？就连资本一词也应免了。所以在论文出版前数星期，我尝试改题目。编辑的回电却坚持他选的原名富吸引力。经过几次来回电报，我赢得的就只是在“资本主义”一词上加引号。这引号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表示在引号内的字眼另有别意。
这论著先由侯运辉翻译，再由岑逸飞、杨怀康、舒巷城修改，谨此致谢。
（按：这次2002年再版，不拘小节，我把“资本主义”的括号删去了。译文由我自己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