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改革的困阻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资本主义，它们的定义含糊不清。甚至在以严谨见称的经济学的范畴里，替这些名词所下的任何定义，也大有问题。在中国，形形色色的主义，都由含义模糊的标语和口号来表达。
我年青的时候，在中国上学，老师常对我说，由于我年纪太轻，不可能了解这些学说。三十五年后，中国的官员告诉我，由于我是外人，所以我不可能了解这些学说。模棱两可的语句，常常被认为是精妙深奥――尤其是对那些无知者来说――这正好给政客机会，大加利用。中国的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极为模棱两可，这给予维护这些思想的人，三个可乘之机。
概念含混忽略实践验证
第一个机会，归纳起来是应验了高斯教授的格言：“不能够清楚表达的意念，是永远不可能被清楚地证明是错误的。（注14）”用意义不明确的语言，比用清晰的更容易达到“洗脑”的目的。无知或教育不高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这个情况在毛之前已显然存在。当时，一般人也普遍接受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经济“原理”。但这些“原理”不外是取自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注15）的书，而其中的错误经济逻辑，几十年来中国竟然没有人提出疑问（注16）。
一九七九年在中国，我与两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会面。我乘机指出，无论一种学说的声名有多大，若盲目地接受它的结论，并不是研究科学应有的态度。我强调，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永不会犯错误的；一切理论，必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可是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学说曾经通过实践检验这一关，所以这些理论是没有事实支持的。他们对我的批驳，没有反应。
第二个给人利用的机会，是一般人所知的经济制度的定义，极为模糊。由于一个制度（资本主义）与另一个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要利用的人就很容易将一切弊端归诸于前者，或将一切美好的东西寄希望于后者。很多人仍时常将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间蒋介石当权时代的中国，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典型例子。那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界定一个经济制度是不能以在该制度下所发生的事件为依据的，正如我们不能根据曾经发生过假宗教之名而进行的大屠杀，来界定宗教。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根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各种可怕事件，来界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国民党官僚暴行歪曲资本主义
在蒋氏当政时代所不断传出的各种恐怖劣行，是有事实根据的。腐败的官员，为着榨取人民拥有的黄金和白银，便不断印刷钞票，以至要以千万元的钞票才能买到一瓶汽水。没有人愿意接受面值少于百万元的钞票，因为要携带庞大数量面值少的钞票作交易，并不合算。（注17）在乡间，很多个年头，农民要以木薯为主要粮食。为了较易下咽，人们就把它长期浸在水中。在城市里，警察时常伙同扒手一起活动。倘若他的拍当失手被发现，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常显示佩械，藉此吃霸王饭、看霸王戏。在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据说就业后因谋生不易平均寿命只得四年。在广州，一个专门卖脏物的商场，最初只在午夜后才营业，可是在不久之后，却在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广州岭南大学，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要求教授在考试前泄露试卷。当教授拒绝后，这个学生用枪将他杀死――其后逍遥法外。
继而掌权的共产政权，不断向学生灌输诸如此类的例子，作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写照。这当然是一个谬误，因为由此而引伸的资本主义的定义，便会变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假若一个人有适当的关系，就可以任何敛财”。根据这个定义，“资本主义”当然有可能产生各种弊端。可是，这个阐释忽略了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法律与秩序。换言之，权利的界定与执行付诸阙如。
产权结构是界定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这包括各种约束和局限条件。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会为适应各种约束条件而互相竞争，相互影响。倘若制度有所改变，竞争的规则便会随着改变。所以，与其用“主义”或“资本”这类字眼来形容中国将来的路向，我们倒不如谈产权制度的改变。中国可能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国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产权”这一类字眼。我的推测不外是，中国将来所采用的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制度极其类似。
宪法的合约精神
第三，模糊的观念与界定会带来不明确的法例，令官员有机可乘。表面上他们循规蹈矩，实则拥官自肥，或为一些利益团体服务。就以美国的宪法来说，它最重要的条例，便是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但因为定义下得不够严谨，政府仍然可以在宪法里找到漏洞，颁布各种违反私有财产的法例。假若能够以今天经济学家对私有产权的清楚认识，将宪法改写，那么物价管制、某些环保条例，甚至政府藉增加货币供应而引致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抽税的通胀，都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
一九七九年中国修订的宪法，比起美国的宪法，内容更加含混不清，这是很明显的。以下是从“总纲”一项下摘录的一些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集体所有制。（第五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十条）
国家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第十一第）在“总纲”一项下的十九条款，定义极为含糊。在“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章里，只堂而皇之地宣称，公民拥有工作、休息和从国家获得各种利益的权利。
以上所引的各条，作为宣传之用，可能性功效极大；这些也许是极重要的哲学或意识形态宣言。可是，宪法的愿意，是作为国家与人民之间缔定的合约，提供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要达到这个目的，宪法――正如其他任何合约―― 一定要对有关人士施以约束。至于它是否认同私有产权制度，非问题所在；不过它却必须要替整个社会的产权结构，作出明确的界定。
打个比喻，假设在聘请一个雇员的时候，雇主采用上面所引例子的类似措辞，与他订立契约，雇员能否知道他的职责所在呢？模棱两可的合约，使雇主可以随他的心意，改变公司的规则，或依他的喜好，随意奖赏或处罚雇员。故此，中国的宪法，不仅没有替社会和经济活动订立一套明确的产权制度，反而更使权利混淆不清。
倘若如一般的假定，经济进步有赖于宪法，那么将中国的宪法彻底改写，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注18）。国家领导人或者用较缓和的方法。在把宪法作为代表共产党政策崇高至上的原则的同时，他们也许能选择在次一级的立法机构里，制定法则，将权利界定得较为清楚一点。所以在原则上，宪法可以因为受到经济压力而改变，或遭漠视，或被重新作阐释。话虽如此，用次一级的立法界定和执行法权，总是还会受上一级的含混不清的宪法所影响。
因此，妨碍中国往“资本主义”路上迈进的重大阻力之一，是累积下来的大量意义含糊和教条化的概念。中国共产主义在这方面所得的支持，有长期鼓吹的空洞宣传口号，有不断被重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资本主义”故事，也有那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中国宪法。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两个障碍，在短期内也不易克服。其一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官僚和军人阶级。他们的地位及既得利益，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可能会受到威胁。其二是我称之为“一九五七年幻象”（注19）。
既得利益分子的抗拒
一些有见识的中国观察家曾经表示过，一九八一年所走的回头路――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极有可能是受到军方的压力。一向以来，中国的军人阶级，对政局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事实上，全民皆兵，从孩提时代开始便当小红卫兵（注20），是毛泽东的期望。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二十年，除军人以外，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遭受程度深浅不一的侮辱。近来的迹象显示，在共产主义下得享特权的军人阶级，是希望维持原状的。
中国的官僚阶层，尤其是那些地方干部，更加热衷于巩固原有的政体。要估计这些干部的数目十分困难。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属于政府官员，因为理论上一切大小企业都属国家所有。除了那些位居要津、负责制定政策路线的行政人员外，还有一大批政府官员负责管治各单位和各行各业的各种活动。（注21）难怪外国访客都感到在中国，无论往哪里走，都一定碰上政府官员。正如以下第四章中我描述的情况，这些官员不单比普通工人获较高的金钱收入，他们还有比薪金高几倍的利益。在美国，一个普通修水喉匠的工资往往多过一个市长的收入，但在中国接待我的朋友却难以相信我所说的。
研究管制理论的的经济学者（他们研究为什么某些法例会出现），很少不同意政策的制订人是会尽可能维护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法例。在一个私有产权的社会里，官员藉政策取私利的动机，却因为为政府工作无利可图而削弱。例如美国里根政府的内阁成员，普遍都牺牲优薪的工作来参政。高级政府官员需向公众透露他们的财产，而他们的报税也容易引起调查。虽然曾在政府高层里任职的名气，会提高他们日后回到私营机构工作的身价，不过对大部分的阁员来说在政府任职时，收入损失极大，所以必然要有物质报酬以外的原因，他们才愿意参加政府工作。
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要生活得舒适，就必然要做干部才有可能。但因为推行政策的人收入最丰，我们就很难想象步向“资本主义”之路的动力，会来自这一群干部。
“好景”的幻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
现在让我们转谈较早时我称为“一九五七年幻象”。那是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一段为期短暂、充满希望的时期。那时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注22）手上接掌政权，而后才在中国实施的所谓资本主义建国计划，将经济弄得一团糟。在那八年里，经济有进展。在二次大战和国民党管制时期，直至一九四八年止，我在中国上学。当我在一九五七年再回去探访时，我发觉一般人的生活是过得比较好了一点：粮食供应有了改善，规律与秩序也重新恢复。在今天，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重访中国时，我与招待我的友人，一起怀念一九五七年的景况：咖啡店每日开门营业八小时，路边的食物摊档在晚上继续营业，公园洁净，任何人可随便进出“友谊商店”（注23），轮购的人龙较短，价钱也较低廉。
故此，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资本主义就等于国民党的祸乱时代；他们将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好年头”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由于响往以往的生活，他们问：“假若在八年间便得到那样的成绩，如果不是有大跃进的重大错误，谁能够预料中国的生活水平会有多高？”回忆起“资本主义”失败得多么可怕，“共产主义”成功得多么迅速，他们相信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以一九五七年为起点，重新上路。
虽然一般的中国人仍然不愿意公开批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相信他们引用一九五七年的例子来支持它，是出于一片诚意的。这个支持共产的论点，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源自生活的体验，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引伸出来的陈词滥调。
错误的假设与比较
我之所以称一九五七年的成就为“幻象”，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成就微不足道，也不是由于它的消失来得太突然。我只是以为这不是比较两个制度的恰当基础。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是一个纷乱的时期，是一个战乱后无法无天的时期，是一个贪污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是一个资本大量撤离中国的时期。所以当共产党席卷全国后，要改善它所承袭的烂摊子，绝对没有问题。（假若蒋介石仍在中国掌权，他的工作成效如何，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虽然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大有看头的。）
我的论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的统治，比较上有点成就，是由于国民党统治时的“假资本主义”（Pseudo - Capitalism ）彻底失败。将这两片段排列比较，代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反常而不是正常的衡量。再者，在八个好年头里的高峰，即一九五七年，中国仍然比香港和日本贫穷，较诸美国和加拿大，就相去更远。在一九五七年的七个月里，我刚好有机会在以上五个国家旅行，也可以见到在外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物质享受――电话、电视、冰箱、汽车和房屋――与中国的差异甚大。根据现有的估计，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平均消费，其实比一九三三年时还要少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左右（注24）。
但令人困惑的问题仍在：假若中国能够维持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受到大跃进的阻挠，它今天的经济成就能否与台湾、香港，或甚至日本比较呢？有些中国官员认为应该相距不大，甚或超过他们。故此，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仍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下，尽量避免重蹈覆辙，进行实验。历史会证明，他们这样做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
注释
注14：高斯于批评庇古有关公损的文章时曾说：“含混的说法，由于不清不楚，故此错的地方也不会清楚地暴露出来。”R•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a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p.39.
注15：原文编者按:1839 -97,亨利•佐治是美国以经济为主题的宣传家、辩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是《进步与贫穷》（1879），主要是探讨收入分配的问题。他的方案是单一征收土地税，以消除一切非劳动得来的成果。
注16：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认为，孙中山套用亨利•佐治的“单一税”学说（即只对土地征税），但其宣传气味则一，认为一切土地皆应归公众所有。
孙中山是一个学医的人，并未受过工程学的训练，但却替中国设计一套铁路网。他在三民主义里的分析，同样也显出他对经济学的认识不足。孙中山无疑是用心良苦，但是，我认为我们不时听到，台湾的经济成就应归功于三民主义的说法，却是毫无根据的。
注17：假若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当一九四八年发行新货币的时候，在发行的当天早上，兑港元的汇率是一个新元兑六港元，到当天傍晚时分，汇率却倒转过来――一港元兑六元。关于那一个时期中国通胀的深入讨论，请参阅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 - 50 John Wiley ,New York ,1958 ;&Shun-hsin Chow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9 - 194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注18：最近（一九八二年四月）修改的中国宪法，亦然是以浮词、口号为本，对于权利的界定，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澄清。
注19：于下文“好景的幻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一节再有解释和讨论。
注20：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品，大部分是由七至二十几岁的青少年组成。他们穿上制服，除破坏中国文化传统外，较年长的红卫兵常参与武斗，造成无可估计的伤亡。
注21：据最近的估计，负责行政的干部约为一千八百万人，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其他干部的人数和职级，则无资料可查。
注22：原文编者按：国民党由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创立和领导。他在一九二五年去世。蒋介石那时是军方领袖，这使他于一九二七年获得党的领导权。
注23：在“友谊商店”商店所售卖的是中国最优良的商品。那里大部分的商品在中国其它商店里是买不到的，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内，不能进入店内。它只开放经港澳居民以外的的外国人。同样的货品，在香港购买的价钱较为廉谊；，但是香港居民却不能带它们入境。由于极少外国访客会在“友谊商店”购买中国制造的脚踏车或缝纫机带出口，我们推断限制顾客种类的目的，是促使海外华侨用高价购买东西赠给他们在中国的亲戚朋友，藉此吸引外汇。
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商店的另一个作用，是人微言轻中国经济成就的橱窗：根据中国刊物的报道，一些在毛泽东时代展出的商品，只是供参观而非出售之用。
注24：刘大中与叶孔嘉：“对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美国经济评论，一九六一年五月，第489页 - 498页；J . L . Buck ,"Reliability of Communist China 's Data on Food Grain Production ," Current Scene, March 1965 ,p . 1 - 11 ; Colin Clark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il 1976 ,p .239 -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