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改革中国制度的费用正在不断下降
差不多所有共产政权都会有系统地禁制及歪曲来自外间的新闻和消息，这绝非是偶然的事。共产领袖们显然惧怕一旦他们的国民对私有企业的实况有所认识后，他们要维系本身的制度便会来得更为困难。闭关政策与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再矛盾不过的现象；将这个明显的矛盾付诸考验，对一个共产领袖而言，确实是一个莫大的挑战。现在终于有一个领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他就是邓小平。
虽然他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经济制度，也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路线，邓小平却毅然决定打开大门，引进西方思想。至今，他所采纳的讯息开放政策，虽然未如大多数西方国家般完全开放，但就一个共产国家而言，那已经是绝不寻常的事了。现在中国的电视台在播映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节目时，已不再循例加上诋毁、非难之辞。以报道客观见著的英国广播公司，每日都对中国作数小时广播，而平均每个星期他们收到约三千封中国听众的来信。据说中国政府甚至要求该公司增加广播时间。外国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学，现在更蔚成风气；佛利民最近被邀请到中国作巡回讲学，由此亦可见中国政治气候的改变，风雷急剧。正如上文所述，赞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公开发售，就算在最近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时候，中国亦没有试图关闭思想之门。
开阔眼界
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最近投书到一份香港的报章，坦言承认他对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已有所怀疑。很多人都察觉到，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留学生，很少会持久相信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而那些在共产主义教条中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剥削对象”的工人，如水喉匠、木匠、清洁工人、砌砖匠及园丁，即使没有工会组织，依然可以获得令他们羡慕的薪酬。
这些事实是绝难推翻的。对一个领教过各种“主义”的中国人而言，对理论的厌弃和存疑是可以理解的。门户开放政策让中国人对一度贫困的邻居――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甚至南韩，有了新的认识。在二次大战后，这些国家都象中国一样从头做起。将美国在资本主义下的成就归功于地大物博、人口稀疏、避过战争的破坏等幸运因素是轻而易举的事。循着这种推理，对人口稠密、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共产主义便是真正的出路。这种说法已被中国的邻近国家，无情地推翻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不下于中国，但私有企业却能成功地运作。
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榜样
经过三十年的闭关自守，中国人现已对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感到好奇。一般的说法以为香港和中国接邻，情形特殊，不足为例（在我看来这是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说法），但台湾和新加坡的例子却将这个论点驳倒。另一种说法则以为美国的成就，主要是因矿藏丰富，尤以石油为然，但几乎完全没有天然石油蕴藏的日本却繁荣兴盛！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今日，要辩赢中国干部的捷径就是列举在文化、人口压力及天然资源和中国相若的邻近国家的经济成就。一些较有学养的中国人亦体认到他们可以用的托词、藉口已是愈来愈少了。
由此引伸，要在今日的中国维持共产主义的统治，是要比二、三十年前困难得多。这是因为中国和邻近国家的经济民生，高下悬殊，就算不加以度量，亦不言自明。尽管领导人继续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辩护，他们亦再难在实际的表现上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辩护。而尽管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继续坚信不移，但迟早他们必将明白到个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他们奉以为圭臬的格言（注41）。
门户开放：思想、见闻
邓小平显然是为了现代化的所需而坚持大开中国的门户――引进科技知识、外汇和资金。从国外逐渐吸纳的知识将有助于降低一般有关经济制度的资讯费用。到头来，激发一九一一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及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带动的革命思想及意念，都是舶来品！日本的经验亦同样地证明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经济影响。
今日在中国掌权的务实派显然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及技术，在共产主义下的一切经济失误都是可以克服过来的。倘若他们不是对此深信不疑的话，相信他们不会放胆把佛利民的《自由选择》译成中文，或送经济学教员到国外去学习。诚然，以西方的尺度来看，中国对言论自由仍然是多所禁制。目前仍然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当众烧毛像――虽然他的肖像和语录大多已被悄然除下，被外来品，如可口可乐的广告所取代。虽然政制改革还没有被公开的提出来讨论，但许多的禁制似乎都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自我噤嗫。
毫无疑问，门户确实是敞开了。现今的关键问题是它会不会再被关起来。答案是，倘若中国是要实行现代化的话，那是不会的。堵塞大门将会粉碎现代化的计划。成千上万的海外留学生将会拒绝返国；为游客而建的酒店工程将会停工；外资将会撤出；进一步的合约谈判亦将终止；作家及翻译家们亦会因为殷鉴未远，而纷纷设法掩护自己。在一九五七年后期，毛泽东掀起了诗意泱然的“百花齐放”运动，但不旋踵他却将那些敢言的人打成“走资派”，狠狠惩罚。黑暗时代亦由那时候开始。相对之下，邓小平确实让“千花”齐放了。要将他们连根拔起，又焉能不带来另一场灾劫呢？
过去三、四年来，中国的政局较为稳定，在这个较为开放的气候下，中国人不但对外间的世界增加认识，他们对本国制度的运作亦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毫无疑问，许多毛泽东所提出的口号和允诺，尚未实现，而一般人对共产主义的教条失却信心，是相当明显的事。对那些起码要在公共场所勉力为共产主义政权作辩护的人而言，这个制度的千疮百孔，不能不令他们尴尬不已。
阶级制度挥之不去
当前中国存在一个众目昭彰的矛盾。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地消除阶级分歧，但在世界上却绝少有象中国那样阶级分明的社会。例如在广州较好的食肆里，当地的中国人、香港去的中国人、来自美国的中国人及其他的外国人，便完全被隔离，三处的服务水准，也截然不同。此外，当地的中国人更不得进入“友谊商店”（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可能连这些商店的橱窗也不敢望一眼）。更有甚之，中国人事事“论资排辈”的作风，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此可以再举一些有关这种情形的具体事例。在海鲜短缺的武汉，普通老百姓在早上五点时便要开始排队，轮候三个小时，等市场开门营业，以人民币一元八角的代价，购买半公斤的鱼。但政府干部却可以不必排队兼且享用人民币四角半公斤的优惠价格。同样，在中国，一部性能可靠的自行车属奢侈品。但十一级的行政干部（干部共有二十六级，一级是最高的），却有权使用名贵的外国轿车，例如“标致牌”（Peugeot）的房车，司机和汽油亦是一并由政府报销。这个干部更可能有权使用几间办公室，有些可能设在有空气调节器的酒店里；他的住所大约有一千五百方尺，而普通人却只可能挤缩在二十方尺的地方；他差不多每一晚都会出席宴会，免费享用膳食；此外，他还会有林林种种的利益门路和关系。他的月薪大约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约一百二十美金），但那只是他的实际收入的一小部分。
一般而言，非“行政”干部的薪酬是较高的，（大致上月薪人民币三百元已算是高薪），但他们所享受到的福利却要少得多。虽然如此，我却认识一个在家里安装了空气调节器的非行政干部（中国的电费收价高昂，这种享受可以说是穷奢极侈）。这个干部和他的同事合用一部汽车，而他正在动脑筋送儿子到美国留学。相对之下，一个普通的工人，月薪不超过人民币五十元（三十美金），福利也绝无仅有。
国营相对私营“企业”
除了收入不均外，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资源的运用所出现的问题，也令人对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产生疑问。公社容许人们拥有小块的自留地。据一些粗略的估计所得，这些所谓的“私有”的土地的产量要比相若的公社土地，高出五倍至十倍。当然一般人在这些土地上所花的劳力应该较大。但据熟悉情况的中国人说，倘若所有的土地皆为私有，整体生产力将会大幅度上升。在其他行业里，“工作单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进取心，懒惰怠慢，要睡三小时的午觉。但在家里，这些人却会忙于养鸡或制造家私或其他工艺，以留作自用或出售给朋友和亲友。
其他各种行业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之行，我出席了一个宴会，筵席尚未终结，酒楼的待应人员便已下班去了，竟然没有人留下来收钱。招呼我的主人家说这种情形绝非稀奇。倘若要修理电视机，愦常的做法是找个朋友来帮忙，私底下给他一些钱。国营市场出卖的蔬菜，选择少，品质劣，往往要将过半的丢掉。但出售自留地产品的自由市场，不但品种繁多，而且品质较佳，价钱当然亦会高些。在国营市场，买鱼要排长龙，但价钱高出两倍的“议价”鱼，却不需要轮购。在过去，购买一个新灯泡，曾一度要出示一个烧掉的灯泡作为报废凭证，同样买缝衣用的线便要出示线轴；在购买其他东西时，亦需要类似的证明。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本来已相当拥挤的家庭，还是堆满了一盒两盒购物时必须出示的废物。
在今日中国，那些略有瑕疵的次货，占据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地位（这个问题甚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国叫这些产品为“处理品”因为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会被分配给工厂的领导和工人，然后他们私下转售。难怪时常会出现故意轻轻碰撞装着鸡蛋的纸箱之类的“意外”。
后门交易
毫无疑问地，后门交易是最流行的市场买卖方式。在别的地方，这些可能被视为贪污或黑市的活动，在中国却是普遍而公开的。后门交易需要关系，而且意味着恩惠的交换。例如一个没有门路的病人，可能要轮上几个月才有机会施手术。但一个关系搞得好，懂得搭通门路的人，医院的“后门”却为他而开（事实上，他当然是光天化日之下由前门进入医院）。此种疏通之术几乎适用于任何价值高、在牌价供应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之上――在比较好的餐厅订位、要个巧手的厨师弄菜、戏票、一包上等的香烟、肉类、药物、水果、较佳的自行车轮胎等。当然要谋一份好的差事，更非此不行。
对一般人而言，走后门就是恩惠的交易，而非金钱的实物是这些交易的媒介。一般有门路的干部，更同时操纵了订定价格的权力，故此愈是价高的货品，他们也就愈有意将价格定低。以同一次数的交易而言，这些干部所能获得的好处也就愈大；不管是对销售还是制造货品的人，反正他的工资是固定的，将价格定低并不会对他们有不良的影响，他们倒乐得加入争取恩惠的行列。后门交易可以减低如排队轮候的交易费用。但因为压低价格而催生的后门交易，基本上只是那些掌权的干部，和那些门路较多的人家受益，对贫下阶层可以说是无甚裨益可言。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的交易费用
一般的中国人对上述的例子及类似事件，可说是耳熟能详。事实上，为了生活所需，中国人对生产和分配系统的认识，必定是要比生活在私有企业制度下的人，更为深切。在那个制度下，一个普通老百姓会变成一个交易费用专家，因为日常他必定要拨出一大部分时间钻研办法，寻找生活所需。交易费用愈高，就愈有需要掌握到避过这些费用的办法。
在毛泽东时代，一般同志，在不忙于背诵政治口号的时候，便得要三缄其口，步步为营。但现在他却可以开腔说话了。在一九七九年，到处我都见到人们在忙于交换有关货品、门路的消息。在中国的亲友，坦然承认，通消息、搞关系是日常的要务，而在工作时的交谈，亦离不开这两个老问题。
这是毛与邓之间显著不同之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人们每天都要上“正确思想路线”的课。在邓小平治下的中国，人们则每天上交易费用的课。这些课程的代价，都同样昂贵。但两者之中，一个是会将共产主义维持下去，而另一个，假以时日，则必定带来改革体制的要求。
我们说中国人已体认到他们的制度出了问题，并不就等于说我们可以轻易将他们说服过来，使他们想信私有产权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当我向一些中国人提出自由市场可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时，他们的一般反应是害怕由此而带来高昂的价格。当我向他们指出，他们现在所付出的价格（一旦将排队轮购及钻营门径的花费计算在内后），实际上是相当高的，他们的反应是，以他们有限的收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钱代价。要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在私有企业体制下，物质供应增加可以令实质价格下跌，从而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一件艰巨的任务。私营企业以交货取代允诺，共产制度则往往轻诺寡信，有口号，无货可交。
学习是要花时间的；对那些缺乏正规教育、知识浅陋的人，更复如此。就我在此所作的分析而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不是中国人当前的知识水平，而是他们的讯息增长速度。而后者在近几年来的发展是毋用置疑的。
等级相对竞争
前面我们提过，在中国，“排资论辈”蔚成风气。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在某一程度上，“排资论辈”是有助于界定权利，承受那些由非私有资源制造出来的经济收益。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竞相争夺非私有资源必定会带来耗损，阶级的划分是有助于减少这些耗损的（注42）。任何制度的改革，将必定会改变现存的等级权利界定。
今日在中国，一般人都以“两头热，中间冷”来形容改革的动力根源。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指北京的高层领导及一般工人都热衷于某些程度的改革（虽然不一定要循走资的方向来改），但一大群中层干部却要给改革拖后腿。正如上文所述，地方干部――尤其是行政干部――他们的权势关系令到他们的实际收入远远的超乎一般老百姓之上。视乎他们本身的门路、关系及别人欠他们的恩惠而定，就算一个低级干部亦可以有相当可观的非货币收入。倘若我们假设收是应该和制造货品与提供服务的生产力挂钩的话，那么中国现存的收入差距确实是难以辩护的。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指出，不同的产权结构带来不同的竞争规则。在现存的规则下胜出的人，他们必定拥有某些相对优越的条件，只不过现存的规则并不一定有利于刺激消费品的生产，难以提高服务水平。以生产力的眼光来看，毫无疑问中国干部的收入是大大偏高，但他们的竞争规则，他们可以保得住职位，亦足以证明他们的收入是“恰如其分”的。
权力压力的消减
不过，这些规则现在循着三个主要层面改变。第一，直至最近，干部竞争的一个主要准则，是诠释、追随“正确思想路线”，从而教育大众及执行这条路线的本领，不但可以享用职位所提供的特权，他更可以限制别人晋身干部的机会――他可以揭发及打击那些所谓“走资派”的人。邓小平掌权后，“正确思想路线”这准则已被削弱。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众说纷纭；现在要界定什么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亦来得相当困难（注43）。“四人帮”显然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以歪曲毛泽东的思想为理由，拘捕及审讯四人帮，令人不能不对官方的实际立场有所怀疑。在中国，政治冤案，积习成风，牵连广阔，是众所周知的事；此外政策朝令夕改，口号空洞，毫无实际。在这种情形下，仍然会坚信毛泽东是全知全能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一般人对言不及意的政治口号，实是厌倦不已。北京的领导人已决定不以高压手段，从事现代化计划。他亦不再执着于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地方干部亦丧失了他们过去向人民强制从事思想教育的权力。再者，自毛泽东逝世后，似乎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将毛泽东煽动群众的本领继承下来。在考试时交白卷再不会赢得喝彩。大学现在都遵从邓小平亲自颁下的严格规则――录取任何考试合格的考生，不必理会他们的政治背景。
追随政治路线的本领，在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日益降低。这带来三个后果――（1）、由于强制执行思想教育的权力已大为削弱，干部们倘若继续维持现状，便必定要付出较大的代价。（2）、此中一个后果是政治本领会带来较少的利益。（三）、准则的改变亦会使干部们是否依然拥有竞争的优势，变成疑问。
现存政权的竞争准则依然让地方干部保存若干的竞争优势，不过这些优势却不足以保证他们可以维持当前偏高的实际收入。在毛泽东时代，干部的俸禄是靠冒险得回来的。只要有丝毫动摇他的权力的迹象，毛泽东便会巧立名目，发动革命运动，务必令到人头落地。故此，一个干部可以风光几年，但一夜之间却可以身陷囹圄。二十年的政治动荡，令我们无从鉴定干部高水平收入的稳定性。
渐趋稳定的政治局面
于此，亦是第二个的路向改变――政治稳定是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的主要目标。当前干部的高水平实际收入，一部分是毛泽东政权遗留下来的现象；在新政权下，个别干部仍然得以维持过去的收入，主要是体恤这些新近“平反”的官员，在过去长时期以来吃了太多的苦头。但这些维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将泯灭，就算这些准则保持不变，假以时日，竞争亦将使由政治的本领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为削减。
对生产力的觉悟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是现代化计划令人对生产力有新的体验。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生产力完全不以消费者的喜好来评订，而且永远被“正确思想路线”压住。今日，在中国，追求物质享受，已不再是罪行（虽然一般老百姓仍然是与一些所谓“奢侈品”无缘），而甚至中国的经济学家亦开始说，点算数量不是衡量生产力的恰当准则。政府对外汇需求的渴切，甚至以赚取外汇的表现，作为评估一些工厂的准则。故此，愈来愈多干部的实际身份，和资本主义下的公司经理已无分别，而考核他们工作表现的准则亦相差不远。据说中国当局正在招罗旧社会的企业家加入工作行列。
在第一章我提到中国再次压制资本主义活动。我相信那是特权阶级试图维持现状的结果。但现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会全面恢复过去的游戏规则。干部们当然会继续顽抗，但一旦音乐的节拍改了，他们的鼓声亦变得愈来愈空洞。
免不了要就范
过去三十年来，除了私有企业外，中国尝遍了差不多所有其他办法。当前的事态显示各种试验（以不同组合揉混旧办法）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在产权结构上不会明显地改弦易辙。而共产主义的成就――“一九五七年的幻象”亦极有可能被验证一番；在文化大革命劫后要在经济上有所进展，应该象在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台后那般容易。但势易时移，世界已步入一个新的经济纪元；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已不再可以赢得喝彩了。倘若中国领导们坚持门户开放、政治稳定及增加生产（加上日益对消费者喜好的注视），那么游戏规则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而这些改变亦必然导致与当前产权结构的冲突。某一方面是必定要让步的。
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亦因而逐渐下降。一般老百姓获取讯息所要付出的费用也已减轻（一般人在私下谈话的时候，便往往有“向台湾学习”的说法）。由于游戏的规则已被修订了，要诱导特权阶级去接受改革的费用随之而下跌。由于中国的制度在运作的时候，牵涉到庞大的交易费用，可能不必大量降低改革的总费用，便可以扭转当时的形势。
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在此我必定要对这个推测加以注释。资源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有程度高低的分别；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国家是将所有资源完全由私人拥有。当然，我不会极端到推测中国将邮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资源――一些政府能以较低费用维护垄断的部门――转移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却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
可能导致改革的途径
在这篇论文里，我一直忽略了制度改革所必然牵涉到的制度重建费用。例如重写宪法、人事更易、设立以法治为基础的法庭等均所费用不菲；但在我而言，和其他的费用比较，这些显得微不足道。我既然已强调过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上所存在的障碍，现在我且略为异想天开一下，谈谈这个发展会如何出现。
上面我已提到中国现已容许在街边摆卖。有关放松规条，容许工人转业的问题也已被公开讨论。有些工厂已获得某一程度的自主权，此中包括在扣除开支及上缴给政府后，有“留成”――保留剩余下来的利润。一九八零年，中国更设立了一个所得税制，这个制度可能会以向工厂、公社（或其成员）抽税的办法，取代现存向政府上缴利润的办法。现在更有些说法，要向工厂工人或甚至公社的社员分发股票。倘若这些措施被扩展到包括一般农工的生产单位，让每一个工人，除了赚取工资外，还可以获得以生产资源为基础而发行的股票的股息；那么中国要向前再跨一步的步骤是――
让股东全权决定公司或公社的组织事宜；
容许股票自由转让。
假若随之而设立法庭，保障监察包括订定合约的股东权利，一个私有企业制度便可以应运而生。资产组合的更易，透过私人买卖将会导引出减低交易费用的组织结构，每个人亦会因而各展所长，专门发展。竞争的规则必定会有所改变，生产力的高低将以消费者的喜好为依归，而这亦将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标准（注44）。
注释
注41：自一九七八年始，这句格言异常流行，使人发生错觉以为是出自邓小平。其实，主旨是来自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六月写的一篇文章。原文题为《实践论》重印于一九五一年北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1至296页。这句格言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光明日报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以此作为社论的标题。其后得知，社论的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副教授胡福明。也有传闻说“唯一”二字是，是由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所加。
注42：对于减省经济资源的损耗的讨论，见张五常：《价格管制理论》，法律与经济期刊，一九七四年，第53页至71页。
注43：一九七九年五月间，中国曾尝试设立准则，提出四个坚持――（1）坚持社会主义；（2）坚持无产阶级专政；（3）坚持共产党领导；（4）坚持马、列、毛泽东思想（见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官方正式宣称，虽然毛泽东在文革时曾犯过“错误”，他的思想，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报章上的社论，仍然不断辩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反映出“正确”的学说，力量渐弱。
注44：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将来中国容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注释，有些人甚至以为类似私有企业式的资源管理办法，和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抵触的（见A"Bajt：“Property in Capital and i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April 1968，p.1-4.据我所知,Bajt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