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续前文）：
执笔写这最后一节时，佛利民谢世几天，而再几天我七十一岁了。光流水逝，岁月无情，今天的经济学已经不是佛老和我熟知的传统了。回顾西方的经济学发展，奇怪地发现，可以憩息或流连一下的、有整体架构的作品，大约三四十年出现一次。武断地排列，可举史密斯（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李嘉图（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米尔（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马歇尔（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鲁宾逊夫人（Mrs.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1933），佛利民（M.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等。我自己的三卷本《经济解释》二○○二年完工，与佛老之作刚好相隔四十年，是传统的时距，但因为用中文动笔，能否成为「憩息」之所恐怕要多年后才知道。不是没有机会的。一脉相承，《经济解释》是「古文」，虽然大手改进与补充了，但没有自立门户，有传统的支持。另一方面，读经济的中国学子实在多，人多势众，说不定其中有兴趣的会把我的思想发展下去。
乐观地看，虽然那三卷本还没有在国内出版，但学子从网上打印下来阅读的无数，而好些大学已经指定为需要的读物了。悲观地看，虽然从传统发展出来，但今天的「主流」脱离了传统，与我主张的学问格格不入。我不想在这里批评我知得不多的新潮学问，但认为如果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再感兴趣，他们总要回到我这边来——真理站在我这边。
不容易明白发生了些什么事。十多年前与一些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倾谈，或接见一些求职的经济学博士，我发觉没有一个读过马歇尔！想来他们的老师也没有读过。是自然科学的不良影响吧。自然科学，学理论要学今天的，不用管前人怎样说。四十五年前作学生时，经济老师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身为价格理论大师而又是经济思想史泰斗的史德拉，说研究思想史只是为了兴趣，理论学今天的算了。
问题是虽然科学方法相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前者，实际可用的理论不多，说来简单，但千变万化，基础不容易掌握得通透，而略有差池，变化就不容易搞上去。搞经济分析主要是搞变化。以我之见，当我们说前辈经济大师错了，主要因为概念拿不准，变化搞错了。但某变化错，不等于所有变化皆错。好比李嘉图，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前辈的其它理论全盘皆错。真的吗？三十年前我写知识产权与发明专利，就用上众人皆说是错了的李嘉图的「差别租值」（differential rent）理论（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五八二至五八九页），巴赛尔识货，频呼精彩。又好比Cournot的双头竞争（duopoly）理论，一般学者早就认为过了时，不中用。一九六九年我推出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理论，同事们无不哗然，说天才了得，可惜赞声未了，自己却发现该理论是Cournot的双头竞争的另一个版本（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一八二至一九○页）。
经济学要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样看，简单的理论要搞出精彩的变化来。像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其天才不会在佛利民之下，比起今天的经济学新秀，相差何止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我之幸，懂得佩服天才，所以当年拜读前贤之作，懒得管是对是错，只跟着他们的变化思维，跟着他们想。后来学满了师，放胆地走自己的路，把前辈的分析修改得近于面目全非，意之所之地加进自己想出来的变化，大部分来自街头巷尾的观察给我的启发。但因为传统不变，今天我还是个古人。
同学们读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要注意到我刻意地淘汰了所有我认为用场不大的复杂理论，集中于把简单而又不可或缺的，在变化上发挥。我认为只有这样，同学们才有机会可以不拜读古书而还能学得一些经济解释的法门。不是说古人之作不需要读了，但投资成本高，而在漠视传统的「新潮」下，要求同学拜读李嘉图，甚或近如马歇尔，很有点苛求。
我的《经济解释》坚持验证假说要用上可以观察到的变量，对均衡理念提出一个新阐释，需求定律从头用到尾，从价格到利息到成本到租值等概念，翻来覆去地陈述，而何谓「量」的多种变化，也是不停地变下去。最重要的改进，是加入了交易费用，从而引进当年我创立的合约安排的选择的分析。这改进幅度很大，同学们恐怕一下子不容易接受，因为从合约的角度看市场，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不容易分开来。
传统的价格理论，或不大正确地称为微观经济学的，集中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制度何物要不是胡说八道，就是作为另一门学问看。引进交易费用作为无可避免的一种局限，所有制度上的安排都是因为交易费用而起，而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再不能独自处理，要与制度的选择一起看。史密斯当年知道要这样看世界才对。但跟着的发展，为了理论的处理需要简化，经济学者在有意或无意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再后来搞出笑话：以Walras为首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因为明确地假设拍卖（交易）费用是零，逻辑上不仅不可能有生产要素市场，产品有多少种类根本无从界定，而严格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市场的。方程式好看，内容空洞，半点解释力也没有，Walras与追随者搞的是艺术作品，科学怎样也谈不上。
上述的发展与我选走的路不一样。他们以复杂的理论为起点，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把理论简化。我则以简单的理论为起点，加进交易费用而使变化复杂起来。对我来说，经济解释要选走哪一方是明显的。
自《经济解释》完工后，不少同学要求我继续写宏观经济。然而，我掌握的经济学，没有微观与宏观之分。永远起于个人的选择行为，局限下争取极大化，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约束。看社会整体就是宏观，我们要懂得怎样把社会成员的个别行为加起来，从而达到一个经济理论可以推断的整体效果。至于一般人认为是宏观经济的数字，例如通胀、失业、经济增长等，这些年我的推断比一般的「宏观」大师准确，准很多——我的加法显然比他们的加法高明。就是没有深入地学过的货币「理论」，这几年为了人民币汇率的困扰，我提出的货币观也比较优胜。可见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有优、劣之别，却没有微、宏之分。
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搞得差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从事者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足，于是，加上去作宏观加得不对。凯氏无疑是天才，但他对价格理论一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读他的《通论》时我就这样说。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观学者恐怕也要补习一下。其二，像传统的「微观」那样，宏观学说忽略了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选择。这失误对「微观」已有大害，对宏观更显得是灾难性了。
中国的经验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镕基把急速通胀控制为零，跟着有通缩，而考虑到物品的质量急升，这通缩很严重。当时国内的房地产价格暴跌。一九九七年春天，几位来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问我意见，说中国的发展看来要完蛋了。我说：「会完蛋的是香港，你们吉人天相，中国还会继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制度与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观理论来推断中国呢？发神经！后来香港得到北京协助（可以看为当年香港协助中国改革的回报），死不掉，但这是政治，我的推断可没有算进去。
高斯认为西方的经济学发展入了歧途，无可救药，希望我能为中国的学子设想一下，救一救。本来是在三间大学的讲题，简略而又是没有准备的。想到高斯的话，一连五期，我用心地写了一万三千字。
（之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