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 ·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颇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广告，但也不算突出，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神农本草经》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记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
此后的一千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也和现在的“保健品”作用差不多。例如，唐末并称“皮陆”的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都有以感谢友人惠赠人参为题的诗。皮日休的诗最后说“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似乎也只是把人参当成好茶的代用品。宋时的风气仍然如此，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其父李言闻撰写的《人参传》，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按其说法，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还可找到，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人参，就以为是东北长白山特产，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党的人参才被视为佳品。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生相克”，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而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也正反应了人参产地从南往北的迁移趋势。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采集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十余万斤，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待价而沽。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到现在，野生人参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植物，已濒于灭绝。中国市场上见到的价格惊人的“野山参”，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据估计，按现在的采挖速度，再过几年，野生人参也将在俄罗斯灭绝。
正是在人参就要绝迹，中国人在寻找其替代品时，西洋参开始上场。1701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 Jartoux，1668－1720）来华传教，也受到中国人参热的感染，认为人参的确是一种灵丹妙药。1708年，杜德美受清廷之命绘制中国地图，去东北考察，在距离高丽边界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当地人采集的新鲜人参，依原样大小画图。1711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附上了他绘制的人参图，详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并且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 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是加拿大。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的颇为相似。”
这是人参第一次被详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封信发表后，影响很大。另一位法国耶稣会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在加拿大魁北克传教，1716年他读了杜德美的信后，意识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他们叫做“嘎兰特区恩”（garantoquen）的草药。大多数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它当药用，不过用法各不相同，用于治疗头疼、创伤、不孕等等，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实际上美洲人参和中国人参虽然属于同一个科、属，但并非同一个物种，学名后来被瑞典植物学家林耐定为Panax Quinquefolium，传入中国后叫做西洋参，也称做花旗参、广东人参。
拉菲托向法国报告了西洋参的“发现”后，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从中国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宝贝。北美各地的法国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时，除了收购毛皮，也开始大量地收购西洋参——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现在美国许多皮货商也同时担任西洋参贩。1718年，一家法国皮货公司试着把西洋参出口到中国，大受中国人欢迎，从此开始了西洋参的国际贸易。北美大地出现了一股“挖参热”，华盛顿在其日记中甚至提到他曾遭遇挖参者。费城的一份文件记载说，在1788年，有一位叫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著名探险家在那里卖出了15吨西洋参。
西洋参和皮货一起成了新大陆最早的出口商品。起初这些西洋参贸易都是间接的，西洋参先从北美运到法国或英国，然后转运到中国，以致当时的中医著作误以为西洋参“出西洋佛兰西（即法国），一名佛兰参”（《本草备要》）。第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是一次西洋参贸易，发生于1784年2月，“中国女皇”号从纽约出发，满载着242箱约30吨西洋参开往中国，于8月30日抵达广州，换了200吨茶叶以及丝绸、瓷器返航。在18世纪后期，每年有大约70吨西洋参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运往中国。主要地由于西洋参贸易，在1800年这一年，美国与广州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在1925年与全中国的贸易额。据统计，在1820 年到1903年之间，美国共向中国出口了1700万磅西洋参，平均价格大约每磅2.5美元。
这些几乎都是野生参。在当时，西洋参在美国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随处可见，但是再多的西洋参也禁不住这种毫无节制的狂挖滥采。在1870年代开始，有些美国人开始试验西洋参的人工栽培。西洋参栽培之父一般认为是乔治·斯坦顿（George Stanton）。1885年，他成功地在纽约州种植了150英亩的西洋参。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野生西洋参的供应实际上也已结束，人工栽培已被广泛采用。从1906年到1970年，美国平均每年出口21万5千磅西洋参，其中只有1951年出口量显著下降，大概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但是即使那一年，出口量仍然达到7万7千磅。
从196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农业部开始统计西洋参的出口状况。从1967年到1982年，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大约9％。到1983年，出口量开始大幅度上升，西洋参再次成为美国的一种主要出口产品，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超过25％，到1994年时达到顶峰，一年出口西洋参237万磅，按金额算，最高的是 1992年，达到了1亿4百万美元。但是从1994年起，一方面由于中国引种西洋参获得成功，大约可满足20％的中国市场需要，对西洋参的需求已不完全依赖于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西洋参的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以平均每年减少大约10％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农业部不久前发布的资料，在2001 年，美国西洋参出口金额为2514万美元（包括栽培参1441万，野生参1073万），90％以上出口到东亚，特别是香港。
野生西洋参和栽培西洋参的价格可相差数十倍。目前市场上野山参（野生参）价格大约每磅500－600美元，移山参（森林栽培参）价格每磅200－300美元，园参（田地栽培参）价格则仅每磅20－30美元。为了避免野生西洋参也像野生人参那样濒临灭绝，美国政府对野生西洋参的采集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每年由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宣布哪些州可以采集野生参。
美国是西洋参的最大产量国，有25个州出产西洋参，野生参以肯塔基州产量最高，栽培参以威斯康辛州产量最高，绝大部分的西洋参产自威斯康辛。这些西洋参基本上都供出口，留在国内销售的也以卖给华人为主。近年来由于出口不景气，西洋参商人们也试图开拓美国本地市场，开始宣传西洋参的神奇作用，主要是声称它能增强人的精力，是“能量刺激剂”。在药店、超级市场也可发现西洋参制剂，但销量很小。由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至今未认可西洋参（以及人参）有任何医疗作用，因此这些西洋参制剂都是做为保健食品销售的。
西方医学界对西洋参和人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医疗作用仍然充满了争议。许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中医关于参的疗效的说法视为神话或迷信，另外有些人则试图研究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如果参真的有药理作用的话，那么是因为其中含有某种活性物质。参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约占干根的70％，这些构成了参的甜味），与胡萝卜根差不多。从参中提取出来的人参炔醇与从胡萝卜中提取出来的胡萝卜毒素（一种神经毒素）完全相同。民间说人参服用不当，就跟吃萝卜差不多，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参根还含有其他多种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在提取、浓缩后表现出药性，但其含量极低，不太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参根的化学成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属于皂甙类，构成了参的苦味。这类化学物质在多种草药、食物（例如橄榄、金瓜、大豆）中也能找到，有药理活性。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分离和鉴定出各种人参皂甙，目前已从中国人参中鉴定出了34种。其中一些人参皂甙在单独使用时，似乎和服用整个参根的作用相似，因此现在一般认为参的独特活性物质是其中的皂甙类物质。
人参皂甙主要集中在参根的外层，根须中的含量又比主根高得多，是其数倍，这与传统上认为参根内部比外层、主根比根须药性强的看法恰好相反。而且，参叶、花蕾、果肉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比根部高得多，如果人参皂甙真的是人参的活性物质的话，传统上只用参根入药真的可说是舍本逐末了。传统上认为参越老越好，但是根据测定结果，4－5年的参根的人参皂甙含量最高。传统上还认为中国人参的药性强于西洋参，二者当然又都胜于与参同属的三七，但是人参皂甙的含量却倒了过来，以三七最高，西洋参其次，人参最低。整个都乱了套。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传统的说法未必有可靠根据，甚至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根据。例如，中医关于人参性温、西洋参性凉的说法就是源于对二者产地的误会。西洋参最早是从广州进口的，因此被当时的中医误认为是西洋南方特产，将其定为性凉药物。实际上西洋参主要产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纬度与人参产地相当。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人参皂甙含量的测定差异很大，中国研究者把人参主根中的人参皂甙含量测定为2.2-5％，而欧美研究者的测定结果则大约只是其一半。不知这种差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对参的药性的信心的差异。就像以前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一样，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降低疲劳度，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癌症、糖尿病等等现代世界的种种头号疾病。有一些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支持这些说法，另外的一些研究则未能加以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参、西洋参绝对不是完全无害的补品。几年前美国医学机构曾发出警告，不可在手术期间为了“补气”而服用人参、西洋参，否则可能引起手术时大出血。
现代医学界对人参、西洋参是否有药效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药典》（U.S. Pharmacopoeia）一度列入参，但在1880年将其删去。《美国国家药典》（U.S. National Formulary）也在1937年删去参，认为其医疗、保健价值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想像。目前西洋参原产地的医学权威机构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医学联合会都不承认参的医学价值。对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世界医学界在以后很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一种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最大的可能是其实一种病都治不了。中国人对参的崇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这种神秘感对于种参业来说，却正是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卖点。如果参能够被证实的确有某种疗效，如果参的活性物质能够被真正鉴定并合成，那么种参业可能就要完成其历史使命了。
2003.1.18.
（载《科学世界》2003年第2期）
附：
人参药理作用的补遗
巴人
找出方舟子2003年写的《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读后发现文中关于人参的历史很有趣，但是关于人参的药用价值有一些需要补充的. （老朱按：行文伊始，我们就能看出学者巴人对方舟子还是很尊重的）
1.美国药典U.S. Pharmacopoeia和美国国家药典U.S. National Formulary自1975年起就已经合并为一本，叫做U.S. Pharmacopoeia and U.S. National Formulary 简称(USP-NF). 老方在文中正确地提到了美国历史上曾经将人参从药典里去除的事实，但是如果老方在2003年写该文的时候仔细地查一下美国药典的官方网页(http://www.usp.org/USPNF/pf/2603/c00.html) 就会发现，早在2000年《药典论坛》(Pharmacopeial Forum)Vol. 26, No. 3上, USP-NF已经刊登了关于西洋参和东方人参（即中国参）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这些标准在2005年的版本中已被正式收录（USP 28 / NF 23 2005）.
【方舟子按：我没有注意到2005年又收入了药典，可能是近年来参制品做为保健品也开始在美国有一定市场，需要给定个标准吧】
2.“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医学联合会都不承认参的医学价值。”我不知道方舟子文中这段消息的出处是什么，如果老方有时间的话，烦请告诉我。另外我不知道老方所说的医学价值是指的什么？有无英文原文？如果是指临床价值（CLINICAL BENEFITS），那么据我所知，这两个美国医学专业的官方机构对任何未经FDA批准的药物的临床价值都不会承认的,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人参是否真的有药用价值其实关系不大。
【方舟子按：我说的医学价值当然是指医疗价值】
3.关于人参根或茎叶以及三七人参皂苷含量. 西洋参,中国参以及三七等植物及其各部位都含有相当丰富的皂苷成份.但是各种皂苷化合物如Rb,Rc,Rg 等各有不同的药理活性,由于上述各种皂苷在不同植物或植物不同部位的含量比例不同,服用该植物或植物部位所可能产生的药物作用也会不同。
4.关于人参的临床实验结果问题.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由于经费不足,国外的这些临床实验样本都不大,造成结果的统计学差异比较不易呈现显著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外的人参临床实验所用人参的剂量可能都是偏低的.可能由于无法确认原人参的质量，包括农药残留等问题,许多临床实验都是用的人参提取物,每日用量都在100-400毫克.以用的最多的瑞士生产的所谓人参标准提取物产品G-115 (Ginsana, Pharmaton Company of Lugano, Switzerland)为例, 该产品的总皂苷含量是4%. 按每日剂量400毫克算,其皂苷总摄入量是16毫克/天. 相反,中国药典上对人参的推荐剂量是3-9克/天,按人参皂苷在人参根部的含量为4%算,每日人参总皂苷的摄入量是120-360毫克.因此,传统中医人参的临床用量几乎是国外大部分临床实验剂量的10倍以上.那么,究竟是哪个剂量比较合理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作详尽的人参皂苷药物代谢研究,可惜至今报道的人参皂苷的药代研究很少.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人参中的皂苷在肠道内的吸收效率是很低的(低于<1%)(Hasegawa, H., et al., Planta Med, 1996. 62(5): 453-7).根据我所有的资料,绝大部分动物实验所报道的人参总皂苷的有效剂量都在10-50mg/kg以上(我们实验室在肿瘤模型上的结果也与此一致), 即使按照体表面积大致换算,将人的剂量折为小鼠剂量的1/10,也要1-5mg/kg. 即一个60公斤的成人,每日的有效总皂苷剂量为60-300mg,按人参皂苷在干燥后的人参根部的含量为4%算的话,折合成人参为1.5-9克. 其实我这里用1/10来从小鼠剂量来推算人的剂量是用于毒理试验时为了安全而采用得很保守的算法,在观察药效时,可能人的剂量要更高才行。在没有充分的药代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例如不知道皂苷在人体不同组织的分布和积累程度等等),显然传统中医给的人参的剂量更可能有效些,而国外的许多临床实验所用的剂量可能是偏低了.如果剂量不足,加上病人的数量不多,有些不很敏感的观察指标得不到显著性结果也就不奇怪了.在对人参的药代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只用一个剂量来做临床疗效观察,即使是双盲对照,也是不够科学的,尤其是阴性的结果更加不能作为结论.
【方舟子按：应该是临床试验样本不大，才容易出现显著性吧？所以对那些在小样本中有显著效果的试验才需要加大样本以消除样本过小的偏差。如果在小样本中显著性都不表现出来，一、二期临床都没过，还有必要做三期临床吗？用现代医学方法对参进行研究并不是刚刚起步的，而是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到现在还需要找借口为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开脱，这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
5.所以我说，中国人的药，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做个临床实验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事情,我是真不明白，国内那么多的医院，那么多的能人，大家宁肯为中医中药的疗效吵成一锅粥，何不齐心协力地合作起来，做一些大规模的，全国多中心的临床实验，花个几年的时间，把咱们老祖宗几个最传统的中药的临床疗效搞一个水落石出呢？居然还有人提议要国家把中医药的研究全部取消,都去搞主流医学! 你以为主流医学是容易搞得么? 老实说,就凭我们国家目前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水平和科研财力,要想搞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西药,还早得很呢.当然我不会愚蠢到提倡不搞主流医学研究,但是我们中国人做新药的本钱不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中草药及其方剂么? 请各位想想看,许多常用的中草药，虽然其疗效按照今天的医学标准的确不肯定,但是千百年来不知道多少人吃过了,其人体毒性至少比任何新开发的西药要清楚的多吧? 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祖祖辈辈以药物中毒甚至性命为代价筛选得到的!对这些传统中草药方剂,挑选一些个案的积累比较丰富的，花点钱做个认真的II期临床实验总不至于是浪费吧？万一真有用呢？不要告诉我因为中医理论的不合逻辑无可理喻所以中医中药就是垃圾。我也根本不懂那些理论。可是研究药物的人都知道，有多少西药的临床效果和当初理论的设想是一回事的？伟哥原来的理论是针对心血管药物的，可是临床上一试心血管疗效不怎么样，倒把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给弄起来了。你说你是信理论还是信临床结果？人家回过头去再做临床研究认认真真地证实了一番，同时把那个理论捏来掰去用来解释临床作用，你敢说那是伪科学么？紫杉醇在开发的时候说的药理机制是抑制细胞微管活性造成癌细胞死亡。现在的教科书上也都这么说。你去问问研究紫杉醇药理的人，还有几个相信那是该药物造成细胞死亡的唯一机制？这种理论上歪打，临床效果上正着的西药是幸运的。因为它们总算还做成了药。FDA批准进入临床实验的新药中，大部分的是理论上漂亮，临床疗效一塌糊涂的。你会因此就说那些理论都是骗人的巫术么。理论永远是需要不断修正的假说，临床结果才是铁打的事实。老方说“废医验药”，说实话，这“医”废不废我还真不那么关心，反正没有这个理论可以有那一个理论，但“药”是一定要验的。不说许多中草药的疗效有许多“个案”的临床经验和实验室数据的支持，光冲着我们祖先做出的牺牲，不验一下这些药到底有没有用，也实在对不起他们！
【方舟子按：国内这类中药临床疗效研究浩如烟海，但是在实验设计上问题多多，因此难以让人接受。综述可见BMJ 1999;319:160-161】
6.还想对鼓吹国家把中医药的研究全部取消的朋友们说几句话。你们说中医药所宣称的疗效都是个案的宣传，没有经过双盲对照严格的临床实验检验，这的确不错。可是你们说中医药无效，又有多少双盲对照的临床数据作为依据呢？如果你是个认真的中国人，就大家一起来做一点认真地研究，不信的人可以设法证明哪些部分的中医中药是垃圾，信的人可以证明哪些不是垃圾。哪怕你自己不做，支持一下做的人也可以。如果您既不做也不支持，那我求您靠一边去，想说什么说什么，只是千万不要试图做什么事情，挡住了那些想把老祖宗的中医药搞个水落石出的死心眼的中国人的道。
【方舟子按：这个把举证的责任搞反了。如果无效性也需要临床试验为依据，那么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声称有效。我们只是希望中药应该与西药采取同一标准，在未证明其有效性之前不能声称有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