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钱了……我自由了……我太不幸了……
6月16日，星期三，这天接到了政府已经确认议会将发给他终身养老金的消息。他给莫斯克拉总统正式回了一封信，字里行间不无讥讽之言。授完信之后，他模仿何塞·帕拉西奥斯讲话时的威严口气和习惯的腔调说：“我有钱了。”22日，星期二，拿到了出国护照，他把它在空中晃了晃说：“我自由了。”两天后，因为有一个小时没有睡好觉，他在吊床上睁开了眼，说：“我太不幸了。”他决定趁阴云蔽日、天气凉爽之际，立刻出发去卡塔赫纳。他发出的唯一而具体的命令是：与他随行的军官不带武器，都着便装。他没有对此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作出能够让人猜出他所以要这样做的任何表示，更没有留出向任何人辞行的时间。他的卫队一准备就绪，就起程了，让随行人员中其余的人照顾行李。
在以往的旅途中，将军经常做些偶然的停留，以了解沿途所碰到人们的情况。他什么都询问：孩子们的年龄，他们的病情，生意做得如何，以及他们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这一次他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改变行程路线，没有咳嗽，没有露出倦态，一天只喝了一杯葡萄酒。走到下午四点，波帕山上那座古老修道院的轮廓已显现在地平线上。这时正是祈祷的时刻，公路上朝圣的人们象沿着陡峭的飞檐向上爬行的蚁群。接着，远处有一群兀鹰在露天市场上空和屠宰场污水沟上面盘旋低飞。城墙已隐约可见了，将军给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打了个手势，后者走了过来，把饲养猎鹰者才有的健壮的胳膊凑了过去，让将军倚在上面。“我有件保密的差事要交给你，”他小声说道，“一到那里，就替我打听苏克雷现在在哪儿。”将军在卡雷尼奥背上习惯地拍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件事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一列以蒙蒂利亚为首的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在公路上等候着他们，将军乘坐在一辆西班牙总督的古式马车上，两头活蹦乱跳的母骡拉着马车缓缓而行，看到迎候的人群他不得不从马车上走了下来，结束他乘车的旅行。虽然太阳已经偏西，美国红树的枝叶仍象被沼泽里死水散发出的热气煮沸了似的。沼泽里释放出的臭气比起港湾里的污水来说还要好受一些，这些由屠宰场排放出的血污和废料形成的腐水，积在那里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当将军从月牙门进入城里时，一群在露天市场上啄食的兀鹰惊飞了起来。就在这天早上，一条疯狗曾把几个人咬伤，受害者的年龄不一，其中有个是卡斯蒂利亚的妇女，她本不应来这里转悠，直到此时，人们对发生的事情仍心有余悸。这条狗咬伤了奴隶区的几个小孩，但就是这几个孩子用石块把它砸死了。死狗被挂在校门外的一棵树上，蒙蒂利亚将军让人把它焚化了。这不仅出于卫生方面的原因，而且为了制止有人用非洲巫术来驱邪消灾。
一则紧急布告把城里的居民从家里撵到了大街上。6月夏至左右的下午漫长而明丽，人群里有人举着花环，阳台上站满了身穿典型西班牙女服的妇女，教堂的钟声、军乐队的乐曲声和礼炮的轰鸣声在海面上回荡，但所有这一切都缓和不了人们试图掩藏的贫困。将军在旧马车上挥动着帽子向人们致意，当他把眼前的寒酸接待与1813年8月他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加拉加斯的欢迎仪式相比较时，他不得不在令人怜悯的光束下正视自己。那一次他头戴桂冠，乘着一辆由城里六位最漂亮的少女拉着的马车，围着他的是热泪挥洒的人群，他们欢呼他是解放者，这一光荣名字使他永垂史册。当时，加拉加斯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省区的一个偏远小镇，既脏且穷又小，但是在怀念故土的乡愁中，阿维拉（19）的那些下午还是令人心碎的。
对往事的这两点回忆，好象不是同一个人所能经历的。卡塔赫纳，这座无比英勇而高尚的城，这座曾数次作为总督辖区首府、并无数次被讴歌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的城，连昔日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它曾九次受过海上、陆上的军事围困，曾数次被海盗和将军们洗劫，然而从没有象独立战争和派别之间的战乱加于它如此严重的破坏。黄金时期的豪富们逃去了他乡，昔日的奴隶们在一钱不值的自由中茫然徘徊，几只象猫一样大的耗子，从穷人们占据的侯爵老爷们的庭院垃圾堆里跑到街上。费利佩二世（20）曾想从埃斯科里亚尔（21）的瞭望楼上用他的瞭望器一睹其英姿的那道坚不可摧的环状棱堡带，已被灌木林所掩盖，几乎令人难以想像它的存在。十七世纪因奴隶买卖而无比繁荣的商业只剩下几家近似废墟的店铺。人们无法把昔日的光辉与今天敞口的污水沟里的恶臭联系起来。将军在蒙蒂利亚耳边低语道，“这狗屁独立让我们付出了多高的代价！”
当天晚上，蒙蒂利亚把城里最显要的名流都邀到了座落在法克托里亚大街上他那座豪华的官邸里。在这里，巴尔德奥约斯侯爵曾度过他困顿的岁月，候爵夫人则通过走私面粉和贩卖黑人大发横财。一些主要的寓所里都点上了复活节的彩灯，但是将军并不为此而飘然若醉，因为他知道，在加勒比海这里，任何原因，甚至一位名人的去世，都可以成为公众寻欢作乐的理由。确实，这是一次徒有其名的晚会。因为数天前，己经流传着几份造谣诽谤的传单，反对党在煽动它的党徒用石块砸玻璃窗，撺弄他们用棍棒揍警察。“幸好我们己无一扇窗玻璃可砸了。”蒙蒂利亚以其惯有的幽默说道，他心里清楚，民众的愤怒指向他的比指向将军的更多。他用地方部队加强了警卫队里的掷弹兵，布防在街区的周围，而且严禁向他的宾客透露这一街区处于战争状态。
那天晚上雷格考特伯爵赶去告诉将军，说英国的邮船停泊在奇卡。要塞前面的水面上，但他自己不准备乘这趟船走，公开的理由是他不愿与挤在唯一客舱里的女客们一起欣赏浩瀚的大洋。而实际情况是：尽管将军应酬过图尔瓦科的社交午餐，尽管他去斗鸡场观看过险象丛生的场而，尽管他为对付体质的虚弱做了很多准备，伯爵意识到将军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长途旅行。他想也许将军的精神可以承受这次航行的劳累，但他的身体无法承受，伯爵不愿意为死神的来临提供方便。然而，无论是这些理由还是其他别的很多理由，那天晚上都未能改变将军作出的决定。
蒙蒂利亚没有认输。他早早地送走了邀来的客人，以便让病人好好休息，但仍把将军留在内凉台上呆了好长一会儿。一位神情倦怠、身着几乎透明薄纱外衣的少女在拨弄竖琴，弹奏着几首爱情浪漫曲，乐曲如此美妙，演奏得如此柔情，以致两位军人都没有心思再交谈下去了，海风徐徐吹拂，乐曲的最后一点余音仍在大气中飘荡。在摇椅中沉沉欲睡的将军，随着竖琴发出的声波悠悠浮沉，突然，他内心震动了一下，他低声地唱起最后一首歌的歌词，吐字清晰，音色优美。唱完后，转过身向演奏竖琴的姑娘表示他发自内心的谢意。但他目光所及，只有孤零零的竖琴和已经凋谢的桂花花环。这时，他记起了一件事：“有个人因为一件出于正当理由的凶杀案而被关在洪达。”
蒙蒂利亚的玩笑还未说出口就先笑出了声：“他头上的角是什么颜色？”（22）
将军对这句话没有在意，而是向他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只是略去了他与米兰达·林达萨在牙买加时的私人关系。蒙蒂利亚有个挺简单的解决办法。
“他应该以健康为由请求转到这儿来，”他说，“一会这里我们就可以设法赦免他。”
“这样可以吗？”将军反问了一句。
“不可以，”蒙蒂利亚说，“但干起来再说。”
将军闭上了眼睛，对突然一哄而起的狗吠声无一丝反应，蒙蒂利亚以为他又睡着了。经过片刻的深思，将军又睁开了眼，并以了结的语气说道：“就这样，不过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这之后，他听到了群狗乱吠的声音，这种声波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四处扩散，从城里一直传到远郊的沼泽地；那里的狗有些被驯养得不再呕叫，这样就不致暴露出它们的主人。蒙蒂利亚将军告诉他说，正在给街上的狗施放毒药，以免狂犬病蔓延。在奴隶区被咬的孩子里，只逮住了两个，其它一些，就象历来一样，或被他们的父母藏了起来，好让他们在自己的主人面前死去，或被带到政府管不到的马里亚巴哈沼泽地区，那儿聚居着逃亡的奴隶，以便让他们用玩蛇者的高招来拯救孩子的生命。
将军从来没有打算取缔过那些不吉的仪式，但是给狗下毒药，他觉得这有失人的身分。他喜爱狗有如喜爱良马、喜爱鲜花。当他第一次乘船去欧洲时，他把一对狗崽儿一直带到了韦拉克鲁斯。（23）当他从委内瑞拉的利亚诺省率领四百名打着赤脚的当地人越过安第斯山脉时，他随身带了十多条狗。在整个战斗中，他都没有让它们离开过自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叫“白雪”，从将军戎马生涯的最初时刻起就一直伴随着他，而且曾独自击败过西班牙军队由20条食肉猛犬组成的一个小队，后来在卡拉沃沃（24）的第一次战斗中被敌军用长矛刺死了。在利马，曼努埃拉·萨恩斯除了马格达莱纳庄园里各种成群的动物外，还有多得照顾不了的狗。有人曾向将军进言，当一条狗死去后，应该用另一条外形完全一样并且呼之以同样名字的狗来代替，以便相信它仍然存在。他不赞同这样做。他一向希望它们各有个性，这样可以根据它们的各自特点、眼神里的热望、呼吸中的焦虑来记住它们，而且能为每一条狗的死亡悲痛。9月25日的那个不幸的夜晚，两条曾经咬死过反叛者的猎狗，在攻击敌阵时毙命。将军在这次旅程中，除了从河里捡来的那条名叫猎虎的背时的狗之外，还带着有幸活下来的两条狗。蒙蒂利亚告诉他关于第一天就毒死了50多条狗的消息，一下扫尽了竖琴带来的美好情绪。
蒙蒂利亚确实感到遗憾，再三保证街上将不会再有狗死去。他听了后心情稍趋平静，这不是因为他相信这项保证将会兑现，而是他周围的将军们的良好用心给他以慰藉。夜的光辉包容了其余一切。灯光灿烂的庭院散发出茉莉花的馨香，大气里好似缀满了钻石，从来没有过如此众多的星星在天幕上闪烁。“就象四月的安达卢西亚。（25）”往日回忆谈起哥伦布时，他曾这样说过。一阵从相反方向吹来的风带走了嘈杂的市声和花香，剩下的只有海浪撞击城墙时发出的轰鸣。
“将军”，蒙蒂利亚恳求道，“您留下吧。”
“船已停在码头了。”他说。
“还会有其他船的。”蒙蒂利亚说。
“都一样的，”他反驳道，“所有的船都是最后一次机会。”
他没有做半点让步。在多次恳求无效后，蒙蒂利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起誓要到事件发生前夕才公开的秘密透露给他，以拉斐尔·乌达内塔（26）将军为首的忠于玻利瓦尔的军官们准备于9月初在圣菲发动政变。与蒙蒂利亚期待的相反，将军并未感到意外。
“不知道这件事，”他说，“但不难设想。”
于是蒙蒂利亚向他讲述了关于在委内瑞拉军官们的同意下策动军事政变的细节，并说有关行动己经在所有忠于政府的驻军中进行酝酿。将军沉思了片刻后说：“没有意义。如果乌达内塔真想整治天下，让他与派斯（27）商量去，他就得重演最近15年从加拉加斯到利马的历史。再往后，就是坦途漫步了，将一直走到巴塔高尼亚高原。”然而，在他离开那儿准备去就寝时，并没有把门关严。“苏克雷知道吗？”他问。
“他不赞成。”蒙蒂利亚说。
“当然，他与乌达内塔一向不和。”将军说。
“不是，”蒙蒂利亚说，“他反对一切有碍于他去基多的做法。”
“不管怎样，得和他去谈谈。”将军说，“和我说是浪费时间。”
这似乎是他的最后意义，尤其是第二天一早他就给何塞·帕拉西奥斯发了话，让他趁船只停留在港湾里的机会，赶快把行李装上船，同时还让他去和船长联系，请他把船于当天下午锚在圣多明各要塞前面，这样他可以从住处的阳台上一目了然地看到邮船。他的吩咐如此具体，但就是没有说哪些人陪他同行，所以他的随员们都猜想他可能谁也不带。威尔逊按一月份已定好的方式行事，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就把行李装上了船。
甚至那些最不相信他会走的人，当看到六辆装满行李的大车沿着大街向港湾的码头驶去时，都纷纷去给他送别。雷格考特伯爵由卡米列陪着，也来到了，他是将军午餐席上特邀的贵宾。卡米列看上去更加年轻了，她的眼神奇由于头发梳成了发髻而显得不那么严厉，上身穿一件宽松的外衣，脚上的便鞋也是同一种颜色。将军以殷勤的举止掩饰了他见到她的不快。“美丽的贵夫人肯定非常有把握地认为翠绿的颜色能为她增生添彩。”他用西班牙语说。
伯爵随即把这句话译了出来，卡米列发出了放荡不羁的女人才有的笑声，使整个大厅充满了她那带甘草味的气息。“西蒙先生，我们别再耍嘴皮子了。”她说。两个人都发生了些变化，谁也不敢挑起第一次见面时那种修辞学上的比赛，因为彼此都担心那样会伤害了对方。卡米列立刻把他忘了，而尽情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里周旋，想能以法语直接与某人交谈。将军走到塞瓦斯蒂安·德西根修士身边，两个人聊了起来，这位忠厚长者，享有很高的声望，因为当温布尔特（28）于世纪初路经此地染上天花时，是他给治愈的。修士本人是唯一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的人。“上帝安排某些人死于天花，让另一些人免于此难，男爵就属于后者之列。”他解释说。将军上次来这里时，曾提出过要见他，那时就听说他能以芦荟入药治疗300多种不同的疾病。
蒙蒂利亚吩咐准备好送行时的军事查阅，这时何塞·帕拉西奥斯从码头带着正式的口信回来了，说午饭以后，邮船将驶到将军住处前面的水面上，为免受六月里正午烈日的炙烤，蒙蒂利亚命令在送将军由圣多明各要塞去邮船的小艇上支起遮荫的布篷。十一点时，开始往桌上上菜，当地厨房食谱上的稀珍名菜桌上应有尽有。这时，大厅里已宾客如云，有应邀而来的也有自己主动来的，大家都热得喘不过气来。卡米列未能弄清震撼大厅的一阵激动出于何因，直到她耳边响起“Apres vous, madameg（29）”的沙哑嗓音时，才醒悟了过来。将军帮她从每个菜盘里各取了一点，并告诉她相应的菜名、做法和渊源，接着他自己取了一份数量更多一点的菜，女厨师见状大为惊异，因为一个小时前他曾拒绝了特意为他准备的远比桌上这些要鲜美得多的菜肴。片刻之后，他从寻找座位的人群中走到了卡米列身边，把她引到了内阳台上。阳台下面开着硕大的赤道鲜花，将军直接了当地问道：“我们如能在金斯敦（30）见面，那将太令人高兴了。”他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如我的意了。”她答道，没有现出一丝惊诧的表情，“那里的阿苏莱斯山使我着迷。”
“您独自一人？”
“不管和谁一道，我永远是孤单一人。”她应声道。说完，又调侃地加了一句，“阁下。”
将军微微一笑，然后说道：“我将通过伊斯洛勃找您。”
以上就是发生在他们两人中间的一切。他领着她穿过大厅把她又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告别时，他作了一个对舞时弯腰的姿势。盘子里取的菜，他一口未动，搁在了窗台上，他又回到了起先的座位上。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决定留下不走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地政界人士之间的互相倾轧，把他折磨得烦恼不堪，当他突然向雷格考特伯爵转过身，还没有等后者反应过来时，有意让大家都听到他高声说的话：“您说得对，伯爵先生，在我身体状祝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与这么多女士一起旅行，我这是干什么呢？”
“的确如此，将军，”伯爵微微叹了口气应道，接着又赶紧补上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就要到了，这是艘英国的三桅帆船，不仅有上好的客舱，而且配有出色的医生。”
“这比一百个女人还要糟。”将军答道。
不管怎么说，他的解释只是一个遁词，因为有位军官曾准备把舱位给他，让他坐到牙买加。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以决然无误的见解道出其准确理由的人：“我老爷所想的事，只有我老爷知道。”不管怎么样，这次旅行都无法成行了，因为此外，邮船为接他上船在驶往圣多明各要塞的途中搁浅了，受损情况相当严重。
就这样，他又留下了，唯一的条件是又在蒙蒂利亚家里继续住下去。将军认为，就房子本身而言，城里没有比它更漂亮的，但由于临近海边，对他的关节炎来说，湿气太重了，特别是冬季，每当他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他的身体要求于他的是一种少一些城里贵族气味的空气。蒙蒂利亚把将军的要求理解为将要长期留下来的表示，所以立即设法让他满意。
波帕山的山坡上，原先有个游乐休息的村落，但是1815年卡塔赫纳人为了不使卷土重来的保皇党部队有安营扎寨灼方便，一把火烧光了这地方的房屋。但这种牺牲没有顶一点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106天的围困后，终于攻占了布满工事的城区，在围城期间，城里的人甚至连鞋底都被用来充饥，饿死的人有6000之多。 15年后，那片被战火烧烤得滚烫的平原，此时仍被下午两点钟无情的烈日炙烤着。在为数不多的、经过修整的房子里，有一所是一个名叫朱达克·金塞勒的英国商人的，这几天他外出旅游去了。当将军从图尔瓦科来到这里时，这屋子保护得很好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欢快的墙壁引起了他的注意，还有，一片果树林几乎遮住了人们窥探的视线。蒙蒂利亚将军思忖：对于这样等级的房客，房子未免太小了点，但他又想到，将军既在公爵夫人的床上留过宿，也裹着斗篷在猪圈里度过夜，于是便把它租下了，租期没有说定。卧室里的床和洗脸用的盆、罐，正屋里的六张皮凳子，还有金塞勒先生用来制造自饮的烈性酒的煮酒器，都一一加付了租金。蒙蒂利亚将军从政府办公处搬来了一张天鹅绒安乐椅，还让用苇子、泥巴给卫队的士兵盖了一座棚屋。当室外烈日炎炎时，屋里却清新、凉爽，而且什么时候都比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住所干燥。此外，它有四个通风极好的卧室，成群的鬣蜥在那里安闲地爬来爬去，耳边响着熟透了的刺果香荔枝不时掉到地上的破裂声，清晨的失眠也不那么枯燥难耐。午后，特别是暴雨滂沱的下午，可以看到穷人们抬着被淹死的亲属去修道院守灵的行列。
自从搬到波帕山以后，将军只去过城里两三次，而且是专门为让一位路经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西给他画像。他感到身体如此虚弱，以致只好坐在侯爵寓所的内阳台上，闻着野花的清香，听着喧闹的鸟鸣，让画家作画。尽管这样，也不能坚持纹丝不动地呆一个小时。画的像他很喜欢，虽然很明显，画家对他注入了过分的怜悯。
在9月谋害事件发生前不久，哥伦比亚画家何塞·马丽亚·埃斯皮诺萨曾在圣菲的总统府为他画过一祯画像。但他觉得那幅画与他自己的形像相差太远了，以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向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将军吐露了心中的不快。“您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说，“象梅萨（31）的那个老奥拉亚。”
曼努埃拉·萨恩斯知道这件事后颇为生气，因为她认识梅萨的那个老家伙。“我看您太贬低自己了，”曼努埃拉对他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差不多就80岁了，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16岁在马德里时一个无名画师给画的。32岁时，在海地又画了一幅。这两幅画都忠实地描绘了他当时的年龄和他的加勒比人的性格。他身上有非洲人的血统，他的高祖父曾与一个女奴有过一个男孩，这一点从他的五官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所以秘鲁的上流社会都称他为桑博（32）人。但是，随着他的荣誉和地位的不断上升，画家们便逐渐把他理想化，洗涤他的血液，神化他的形象，直至最后以拉丁人的侧面浮雕形象树立在官方的记忆里。相反，埃斯皮诺萨笔下的画像，只象他而不象任何别的人，他当时45岁，已被病魔啮食得遍体鳞伤，他不仅对别人，甚至也对自己竭力隐瞒这种事实，直到他咽气前夕都是这样。
一个雨夜，他睡在“波帕足”的住所里，当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看到一个福音中的少女端坐在他卧室的一角，穿一件世俗的宗教团体的绣花麻布外衣，头发上饰以荧火虫做的光环。殖民地时代，欧洲的游客们看到土著人用瓶子装着荧火虫在夜间照路，感到很惊奇。后来，共和国时代，萤火虫成了女性的时髦饰物，她们用来做成诸如发亮的环钳戴在头上，闪光的霞冠饰在额顶，或者灿灿的胸针别在胸前。那天夜里走进他卧室的这位姑娘则是把荧火虫缝在束发带上，所以她的脸沐浴在一种幻觉般的光亮之中，娇慵的倦态显得深不可测，虽才二八年华，却已华发丛生，然而将军立即在她身上发现了作为女人最引为重的美德：未经雕琢的才智。为了能让人放她进入掷弹兵的营地，她表示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值班的军官感到这人很少见，便把她交给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看看将军对她是否有兴趣。将军让她躺在自己身旁，因为他感到没有力气把她拥在怀里躺到床上去。姑娘解下头上的发带，把荧火虫装进随身携带的一节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旁斜躺了下来。在漫无目的地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将军冒然地问她卡塔赫纳的人对他是怎样看的。
“人们说阁下身体不错，但您装出一副生病的样子以便获得人们的同情。”她说。
他脱去睡衣，请姑娘在油灯下看看他的上身。姑娘丝毫不漏地看清了所能看到的最糟糕的身体：腹部干瘪，肋骨外露，上下肢瘦得只剩下了骨头，整个身子被一张汗毛稀少、如同死人一样苍白的皮包裹着，而他的脑袋，由于风吹日晒，则象是另一个人的。
“现在我所欠缺的就是死亡。”他说。
姑娘坚持道：“人们说您一向如此，但是现在让人们知道这些对您有好处。”
面对着不容置疑的事实，他没有认输，他继续摆出有关他病症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而她则不时被睡魔所压倒，并在睡梦中继续与他对话，一点也没有离开谈话的思路。整个夜里，他连碰都没有碰她，但能感受到她青春的气息已经足够了。突然，伊图尔维德上尉开始唱道：“如果暴雨仍不停歇，如果狂风愈刮愈急，抱住我的脖项，让大海吞没。”这是过去的一首歌，那时胃还能忍受熟透的番石榴的强烈诱惑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几乎以虔诚的心情一起听了那首歌，但是当另一首歌唱到一半时，姑娘又睡着了，而他则感到疲惫不堪、心绪不宁。歌声消失后，夜的寂静是那么纯洁，当狗的吠声四起时，姑娘蹑手蹑脚地下了床，以免惊醒他。他听到了她摸索着寻找门锁的声响。
“你走了，处女？”他问。
她伴以俏皮的笑声答道：“只要和阁下住一宿，谁也不会是处女。”
象所有其他女人一样。她走了。在他一生中遇见过的那么多女人里，其中很多与他只有过短暂的欢愉，但从没有向任何一个女人暗示过让她留下来的想法。一旦他的欲望如愿以偿，他就满足于在记忆中继续回味她们；或从遥远的地方通过火热的书信表示对她们的迷恋；或给她们赠以厚礼以给自己的健忘辩解，但决不使自己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儿陷入这种与其说是爱倩不如说是虚荣的感情里去。
那天夜里，当只剩下他孤单一人时，他下床来到伊图尔维德身旁，后者与其他几个军官围着院子里的篝火在继续交谈。将军让他唱歌，请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用吉它伴奏，就这样，一直唱到黎明时分。大家从他所挑选的歌曲中意识到了他当时恶劣的心情。
第二次去欧洲回来后，他曾对流行歌曲很感兴趣，他不仅纵情唱这些歌曲，而且在加拉加斯上流社会的婚礼上，他随着这些歌曲跳舞时的优美舞姿是谁也比不上的。战争使他改变了兴趣，那些源于民间、曾搀着他的手在初恋时期疑窦丛生的大海里漫游的浪漫主义歌曲，已经被华丽的华尔兹舞曲或振奋人心的军乐曲所代替。这天晚上在卡塔赫纳，他又一次要他们唱他青年时期的那些歌曲，其中有些太古老了，他得不不教伊图尔维德唱，因为后者太年轻了，实在记不起这些歌曲。随着将军陷入内心的苦痛，听的人都慢慢走开了，最后，只剩下伊图尔维德陪他一起凝望着篝火的余烬。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天上没有一颗星星，阵阵海风带来孤儿的哭声和腐烂变质的花香。伊图尔维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可以从清晨起不眨一眼地端详冰凉的灰烬，就象他充满灵感地高歌达旦一样。将军一边用木棍拨旺火堆，一边打断了他的歌唱：“墨西哥那边有什么新闻？”
“我那边没有人，”伊图尔维德说，“我是个被流放的人。”
“这儿我们都是被流放的，”将军说，“从战争开始起，我在委内瑞拉只待了六年，其余的时间我都耗在拦截不驯的马驹（33）、奔波在半个世界之间。您无法设想要是现在能在圣马特奥斯吃上顿炖牛肉我愿付出的代价。”
他的思绪应该离开他现实的生活回到童年时代的榨糖厂去了，默然片刻后，两眼盯着行将熄灭的篝火。当他重又开始说话时，思绪已回到现实里了。“扯蛋的是我们已不是西班牙人了，我们东跑西颠地到过的这些国家，不是三天两头地更换名字，就是那些政府都是短命的政府，以致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找们是什么鬼地方的人。”话毕，又回过来长时间地盯着篝火的灰烬，他换了一种语调问道：“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您干吗到这儿来？”
伊图尔维德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军事学校时，老师教我们纸上谈兵，”他说，“我们在石膏做的地形图上用铅铸胞小兵作战，星期天老师带我们去附近的草原上，那儿既有放牧的奶牛，也有做完弥撒的妇女，为了让我们习惯惊恐的气氛和火药气味，上校就打一发炮弹。教员里最有名的那一位是个有残疾的英国人，他教我们人死后怎样从马背上跌下来。”
将军打断了他的话。“您喜欢战争？”
“我喜欢的是您那种战争，将军。”伊图尔维德说，“从我被接收入伍到现在快两年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一场有血有肉的战争是什么样子。”
将军的目光仍未移到他脸上。“嗯，您走错道啦。”他说，“这里除了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外，再没有别的战争了，而这些战争有如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何塞·帕拉西奥斯从暗影中提醒将军，天就要亮了，于是他用树棍拨散了灰烬，当他站起身时，抓住伊图尔维德的一只胳膊说，“我如果是您，就趁丢脸的事还没有撵上，赶紧离开这儿。”
何塞·帕拉西奥斯没完没了地重复，让灾星笼罩着“波帕足”的这座房子。当他们刚搬到那儿还未安顿就绪时，海军中尉何塞·托马斯·马查多便从委内瑞拉带来了消息，说好几个兵营宣布不承认分离主义者的政府，另外，一个新成立的、支持将军的政党势力日盛。将军单独接见了中尉，并认真地听取他谈的情况，但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带来的消息都挺好，但是晚了，”他说，“至于我，一个可怜的不能动弹的人怎么能对付整个世界呢？”他命令以周到的礼节款待这位来使，但没有答应给他任何答复。
“我不指望我的身体今后能报效祖国了。”他说。
但是，一送走马查多船长，将军就转身问卡雷尼奥：“您见到苏克雷了吗？"“见到过，他是5月中旬匆匆忙忙离开圣菲的，他想在他命名的这一天准时与他妻子、女儿团聚。”
“他走的时间满充裕，”卡雷尼奥说，“莫斯克拉总统在去波帕扬的路上遇见了他。”
“怎么会这样呢？”将军颇感意外，“他从陆路走的？”
“对，我的将军。”
“我的天啊！”他叹道。
这是一种预感，就在这天夜里，接到了苏克雷元帅惨遭杀害的消息。6月4日，当他穿过险恶的贝鲁埃科地带时，遭到伏击，被人从背后用枪打死。这一不幸的消息是蒙蒂利亚带回来的，当时将军刚洗完晚浴，勉强听他讲完了惨案的经过。他向额头上猛击一掌，扯翻了仍摆着晚餐、杯盘的台布，他很少如此震怒，他真是气疯了。“娘的！”他吼叫道。
当他恢复理智后，屋子里仍然回响着他怒吼的余音。他一下摔坐在椅子上，咆哮道：“这是奥万多干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是奥万多，这个西班牙人收买的刽子手。”他指的是何塞·马丽亚·奥万多（34）将军，时为新格拉纳达（35）南部边境地区帕斯托的军政长官。就是以这种方式，奥万多杀害了将军唯一可能的接班人，同时为自己确保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总统的宝座，然后再把它交给桑坦德。一个参与这次谋杀的知情者在回忆录里写道：傍晚时分，当他走出谋划这一罪行、位子圣菲大广场附近的一座房子时，他的心灵受到了震动，因为透过凉气透骨的薄雾，看到苏克雷元帅身披黑呢大氅，头戴普通礼帽、两手抽在口袋里，在教堂的门廊下漫步。
在得悉苏克雷被害的那天夜里，将军吐了血，就象那次在洪达一样，何塞·帕拉西奥斯没有把它泄露出去，当时，他看见将军趴在浴室的地上用海绵擦拭血迹。这两件事，将军没有要求他保密，但他都这样做了。他考虑的是，坏消息已经够多的了，这不是添加坏消息的时候。
一天夜里，就象今天的夜晚一样，那是在瓜亚基尔，将军意识到了他过早的衰老。当时他仍留着长发，一直拖到两肩，为了作战和做爱的方便，他用一根带子把它们束在脑后，因此他发现头发几乎全白了，脸色也憔悴而忧伤。“如果您现在看到我，您是不会认出来的。”他在信里给一位朋友这样写道，“我现在四十一岁，但活象是六十岁的老人。”那天夜里，他剪掉了长发，不久后，在波托西（36），为了缚住从他手指缝里迅逃的青春，他开始修理胡髭和鬓角。
苏克雷遇害后，他已不再用打扮的技巧来掩盖他的衰老了。“波帕足”的屋子沉浸在一片哀痛里。军官们不再玩牌了，他们彻夜不眠，或是围坐在躯赶蚊虫的、永不熄灭的筹火四周谈到深夜，或是躺在集体宿舍里高高低低的吊床上进行交谈。
将军宁愿把他的酸楚点一点地往外滴，他随意挑两、三个军官陪他守夜，给他们述说他隐藏在内心暗阴处最令人齿冷的事情。他让他们又一次听他的老生长谈：在解放秘鲁的最后阶段，由于负责哥伦比亚的总统桑坦德拒不给他派遣部队和筹措军饷，他的军队曾面临瓦解的危险。“他生性是个吝啬鬼、守财奴，”他叙述道，“但他的理由更是些歪道理，他的才智只允许他看到殖民地边界那么远的距离。”
他又给他们重述那件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事：对美洲大陆统一的致命打击，是桑坦德将军自作主张冒险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代表大会，那次会议正是关于宣布美洲团结的大会。“这好比邀请猫参加老鼠的聚会，”他说，“而那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威胁要控告他把美洲大陆变成一个反对神圣同盟的人民政权的联盟。真是不胜荣幸！”他对桑坦德为达到最终目的而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理喻的冷酷，又一次重述了他的恐惧感。“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说。对桑坦德接受英国贷款和纵容、庇护同党腐化这样的事，他深恶痛绝。每当他谈起桑坦德，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那要给似乎已处于极限状态的政治气氛再添进一滴毒液。但他不能克制自己。“事情就是这样开始完蛋的。”他说。在管理公共钱财上，将军极为严谨，所以只要一谈起这样的事，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作为总统，他颁布法令规定，一切政府官员，凡犯有贪污行为或诈骗10比索以上钱财者，皆处以死刑。相反，在对待自己个人的财物上，他却是那样慷慨大度，为了独立战争，他从先人继承下来的财产，没有几年就用去了大部分。他自己的薪水被分给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和残废军人。他把自己继承的制糖厂送给了他的侄子和外甥，他在加拉加斯的一座房子送给了他的姐姐妹妹，而他的大部分地产则分给了早在奴隶制废除之前就被解放了的、为数众多的奴隶。他曾拒绝利马议会在解放的喜庆气氛中馈赠给他的100万比索。政府为了让他有个象样的住所而拨给他的蒙塞拉特乡间别墅，在辞职前几天，他送给了一位经济拮据的朋友。那是在阿普雷河边，他把自己正用着的吊床送给了一位发烧的向导，让他躺在上面好发发汗，而他白己则裹着一件军用斗篷往地上一歪继续睡觉。他想用自己的钱付给公谊会教育家何塞·兰卡斯特尔2万银比索其实这并不是他欠的钱，而是政府亏下的债。他非常爱马，但他常把它们送给途中遇到的朋友，甚至那匹最有名、最荣耀的战马——白鸽，他也把它留在了玻利维亚以带领圣克鲁斯元帅的马群。所以贪污货款的话题，总是使他失去控制而怒火中烧。“正象9月25日那样，卡桑德罗身上没有沾上一点污渍，因为在保持正人君子的外表这一点上，他是个魔术师”，凡是有兴趣听者，他就这样讲，“但是他的一些朋友把英国人以高额利率借给国家的钱，又拿到英国去放高利货，成倍一成倍地给他大发横财。”
好几个晚上，他彻夜不眠地向他们坦露心灵深入最阴暗的部分。第四天请晨一醒来，当危机似乎将永远地持续下去时，他穿着那天得悉苏克雷被害消息时的同样一身衣服，探身到庭院的门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单独叫到了一边，两个人一直谈到鸡叫。将军坐在罩着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坐在由何塞·帕拉西奥斯挂在将军一侧的另一张吊床上。也许此刻他们无论谁也没有意识到和平时期的久坐不动的习惯有多少已成为过去，而短短几天里，军营中那捉摸不定的夜间生活有多少又已回到了他们身边。通过交谈，将军清楚了，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在图尔瓦科表示的那些忧虑和希望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大部分委内瑞拉军官所共有的。当他们看到哥伦比亚人的敌对举动之后，更加感到自己是委内瑞拉人，但他们同时也准备为统一大业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将军命令他们去委内瑞拉作战，他们早就奔向那里了，而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走在前头。
那是最难挨的几天将军唯一愿意接待的来客是波兰陆军上校米耶塞斯劳·纳皮尔斯基，弗里德兰（37）战役（38）的英雄和莱比锡惨战（39）的幸存者，他刚到不久，是波尼亚托夫斯基（40）将军推荐他来加入哥伦比亚军队的。
“您来晚了，”将军对他说，“这儿已无事可干了。”
苏克雷死后，一切事情都无从谈起。他就这样给纳皮尔斯基说明了情况，而后者也如实地写在了他的旅途日记里，一位哥伦比亚大诗人根据他的日记，把这一点补写进了历史，那是180年之后的事。纳皮尔斯基是乘“香农”号邮船抵达的，船长陪他一起来到将军的住地，将军对他们谈了他想去欧洲的愿望。但两人中间谁也没有觉得他真的要乘船运行。由于这艘三桅船要在瓜伊拉停留，并在去金斯敦之前回卡塔赫纳，所以将军给了船长一封信让他带给他经营的阿罗瓦矿业公司的委内瑞拉代理人，以便乘船长返程时带点钱来。船回来了，但没有捎来任何消息，将军颇为沮丧，谁也没有再问他是否还乘船起航。
没有任何令人欣慰的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尽量注意不给坏消息添枝加叶，而且尽可能缓以时日再告诉将军。有件事使随行的军官们担忧，他们设法瞒住了将军，以免他意乱心烦：原来卫队里的轻骑兵和掷弹兵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沾染下了淋病的病毒。事情是从在洪达逗留期间开始的，有两个女人只用几个晚上的工夫，就跟警备部队的所有人员都睡了一遍。从那以后，每过一地士兵们便在私通苟合中继续传播这种病毒。尽管所有科学的药物或江湖术士的妙方都尝试过，但没有一个士兵能免于此病。
何塞·帕拉西奥斯想方设法不使令人难受的消息送到他老爷的手里，但这种努力并非万无一失。一天夜里，一封没有姓名、地址的信函几经传递，不知怎么竟送到了将军的吊床上，因为没有戴眼镜，看信时不得不伸长胳膊，一会儿后，他就把信放在蜡烛的火苗上，直到全部化为灰烬。
这封信是何塞法·萨格拉里奥写的。她在去蒙波克斯的途中于星期一抵达这里，同行的有她的丈夫和孩子，听说将军被解除职务并将远走国外，她感到病情有所好转。从没有透露过信的内容，但那天整个夜里，他一直烦躁不安。第二天早晨，他派人给何塞法·萨格拉里奥送去一份和解的建议。她没有为他的恳求所感动，而是如所安排的那样，继续她的旅程，没有流露出一丝的脆弱。据后来他告诉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何塞法所以那样寸步不让，因为她认为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讲和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星期，得知曼努埃拉·萨恩斯为了让将军重返政坛，在圣菲进行的个人战争愈演愈烈。内政部不断找她的麻烦，要她交出她保管的档案材料。她一口拒绝了，而且挑起了一系列使政府恼怒的事端。她到处制造风波，散发颂扬将军的小册子，带着两个好斗的女奴用炭笔涂抹公共墙壁上的广告。她身着陆军上校的制服，或进出兵营，或出席士兵的聚会，或参加军官们的密室会议，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事。流传得最激烈的消息说，在乌达内塔的庇护下，她正在推动一场武装暴动，以重建将军的绝对权力。
要使人相信将军尚有余力胜任这样的事，那是困难的。傍晚的热度每天定时升高，咳嗽的声音也令人揪心。一天清早，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他高声呼叫：“祖国个婊子！”将军训斥军官的叫声使他大吃一惊，他一下跑进将军的卧室，看到他脸颊上满是鲜血，原来是刮脸划破了皮。他所以发火倒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而是恼恨自己动作的迟笨。威尔逊上校赶紧找来了药剂师给他做处理，发现他极为难受，药剂师想给他服几滴颠茄液，以便让他平静下来，但被他突然拒绝了。
“让我就这样待着，”他说，“无可救药者的健康就是绝望。”
他的姐姐玛丽娅·安东尼娅从加拉加斯给他来信，信中说：“大家都抱怨你不来整给这儿的混乱状况。”村镇里的神父们都为他铁了心，军队里开小差的现象层出不穷，各个山岭上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人群，他们除了将军谁也不相信。她姐姐在信中写道：“这是一场疯子的喧闹，他们不懂得是他们自己干革命。”就在一部分人为他大声疾呼的同时，全国有一半的墙壁上一夜之间都写上了辱骂他的标语口号。散发的传单上写道，他这一家应连诛五族。
给他以致命打击的是委内瑞拉议会在瓦伦西亚举行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彻底分离的决议和相应的声明，声明庄严地宣布，只要将军还滞留在哥伦比亚的领土上，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就没有达成谅解的可能。使他万分痛心的不仅是圣菲发表的官方照会，而且还因为给他送交这份照会的竟是他的死敌、一个参与9月 25日阴谋的成员。莫斯克拉总统把这个流亡国外的人召了回来，并委以他内政部长的重任。将军说：“我一定要说，在我一生中这是对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那天夜里，他彻夜未眠，为了作出回答，向记录员们口授了几种方案，他当时如此恼怒，以致最后竟沉沉入睡了。天亮时，他从恶梦中醒了过来，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哪一天我死时，加拉加斯一定钟声齐鸣。”
事情还远不止此。假如马拉开波（41）省省长得知他死去的讯息后，将会这样写：“我迫不及待地把这无疑将给国家幸福和自由事业带来无限好处的重大消息告诉大家。制造灾难的天才，燃起混乱的火把，压迫祖国的独夫，已经死了。”这份原本用来向加拉加斯政府报告消息的通告，结果变成了国家公告。
令人可怖的气氛笼罩着那些不幸的日子，清晨五点，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唱了他的生日之歌：“7月24日，是圣克里斯蒂娜、圣母和殉道者日。”他睁开了双眼，他明白，他已是被上帝看中的背时汉。
他没有做生日的习惯，除非是命名日的纪念。天主教的圣徒列传里有11位圣西蒙，他本来更喜欢用帮助基督扛十字架的西蒙来命名，结果命运却给了他作为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使徒、讲道士的另一位西蒙，日期是10月28日。其一个10月28日，在圣菲的一次晚会上，有人给他戴上了一顶桂冠。他高兴地摘了下来，恶作剧地把它戴在了桑坦德将军的头上，桑坦德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但它一生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名字来记载的，而是以年代来记载的。对他来说47岁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去年的7月24日，当时在瓜亚基尔，到处是令人忧虑不安的消息，危险的高烧使他一直神志不清，一种预感震动了他，而他是从来不承认预兆这种事的。征兆是明确无疑的。如果他能活到下一个生日就再没有神灵能夺走他的生命了。这种秘密神谕的玄义就是那股违背常理地把他悬举在空中并坚持到现在的力量。
“已经47岁了，去个毬，”他咕哝了一句，“而我竟活着！”
他从吊床上欠起身，体力已得到恢复，内心也因为确信已脱离病魔的威胁而感到激励。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叫了过来，他是那些为了哥伦比亚的统一想去委内瑞拉作战的头头，并通过他向军官们致以生·的谢意。“中尉以上的军官，”他说，‘凡是想去委内瑞拉打仗的就去收拾自己的坛坛罐罐。”
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首先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另外两位将军、四位上校和卡塔赫纳驻军的八名上尉加入了队伍，但是当卡雷尼奥提起他以前答应过的话时，将军说：“您留下来有更重要的用场。”
在队伍出发前两个小时，他决定让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走，因为他感到无所事事的生活加重了他对自己眼睛的烦恼。席尔瓦没有领受这样的荣誉。“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也是一种战争，而且是最严酷的战争之一，”他说，“如果将军不命令我干其他事情，我就留在这儿。”
相反，伊图尔维德、费尔南多和安德烈斯·伊瓦那没有获得将军的同意。“如果您一定要走，将是去另一个地方”，将军对伊图尔维德说。给安德烈斯解释的理由更少有，意思是迭戈·伊瓦那将军己经在那里战斗，兄弟两人参加同一场战争未免太多了。费尔南多甚至连提也没有再提，因为他肯定，得到的将是一如既往的回答 ：“一个男子汉打仗就要全部上战场，不能允许他的两只眼睛和右手到别的地方去。”他聊以自慰的是这种答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军事褒奖。
在将军批准一些人走的那天晚上，蒙蒂利亚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方便，以便当天夜里就能出发，同时参加了为此而举行的简单仪式。将军给每一个人送了赠言，跟每一个人拥抱送别。他们分道而行，一些人经牙买加，另一些人过库拉索岛（42），还有一些人则取道瓜希拉（43），所有人都是便装便服，既不携带武器，也不带任何可能暴露他们身份的证件，就象在反对西班牙人的地下活动中所干的那样。天亮时，“波帕足”的那所房子己是座被遗弃的兵营，但是将军留下了，愿一场新的战争能重振他昔日光荣的希望支撑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