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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中的将军》第三章


我命里注定要过戏剧般的生活。

  尽管公告宣布将军到来时不组织公开的欢迎,但还是有一支欢快的马队来到港口迎接他。镇长波萨达·古铁雷斯组织了一支乐队,并命令放烟火三天。但是在随员还没有走进繁华的商业区之前,一阵大雨把欢迎仪式破坏了。那是一阵提早到来的大暴雨,街上顿时积满了水,淹没了贫民区,但天气依然那么炎热。在喧嚣声中人们互致问候,有人又说出了那句永存的蠢话:“这儿太炎热了,连鸡下的蛋都象炒过似的。”这一惯有的灾难连续三天没有任何改变。在午间人们昏昏欲睡时,一片黑云从山上飘下来,压在城市上空,瞬间大雨倾盆而下。随后,太阳复又闪烁在透明的天空,象从前一样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而市民则清扫街上大雨冲积的瓦砾。每天上午都有那样的乌云在山顶上积聚。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户外,人们时时都在遭受着热浪的袭击。

  由于发烧,将军的身休极度虚弱,好不容易才支撑住参加完官方的欢迎仪式。市政厅的空气热得象锅里的蒸气一般,但是,将军象一位谨慎的牧师布道似的度过了难关。他十分缓慢地拖着长腔和人们交谈,而且一直没有离开安乐椅。一个带着天使翅膀、穿着飘飘欲飞的衣衫的12岁小姑娘背诵一首歌颂将军伟大功绩的诗篇,由于着急,她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背错了,打算回过头来重背,但怎么背也接不上。她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拿她那双带有几分恐惧的小眼睛盯着将军。将军对她微微一笑,露出愿意相助的神气,低声提醒了她忘记的诗句:

  您剑上的闪光,
  是您光荣的生动写照。

  在他掌权的最初年代,将军从不错过举行盛大宴会的机会。在宴会上,他对来宾们总是劝吃劝喝,直到他们喝得酩酊大醉为止。对于这一花天酒地的过去,唯一给他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刻着他的缩写名宇的个人餐具。每逢赴宴时,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为他带上这些餐具。在洪达的招待会上,他俨然接受了坐首席的这一荣誉,但他只喝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稍稍尝了点河龟汤。他很不喜欢这种汤的味道。

  他早早退了席,到波萨达·古铁雷斯上校为他在自己家中准备好的舒适卧室里去休息。但是,人们第二天要到圣菲的消息驱散了他仅有的一点睡意。他惶惶不安,坐卧不宁,在间隔了三天之后,又重新想起了他的不幸,再次用那些怪癖的问题去折磨何塞·帕拉西奥斯。他想知道,自他走后圣菲发生的事,在新政府管理下城市的情况,以及没有他的情况下那里的生活状况。有一次,在他伤感之极时这样说过:“美洲是发疯了的半个地球。”在供达市度过的那第一个夜晚,他更有理由这么认为。

  那天晚上。在蚊子的袭扰下他几乎彻夜未眠,因为他拒绝在蚊帐中睡觉。有时,他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地踱来踱去,有时,他在吊床上猛烈地摇晃着,有时,他蜷曲在毛毯里任凭高烧来折磨他,在大汗淋漓中几乎是喊叫地说着胡话。何塞·帕拉西奥斯跟他在一起熬夜,回答着他的问题并及时告诉他到了什么时间。他无须去看挂在毛坎肩钮扣上的怀表,因为时间就装在他的心中。当将军自己无力把吊床摆动起来时,他便来帮助他。他用一块破布驱赶着蚊子,直到将军终于睡着一个多小时。但是,在天将破晓的时候,将军突然醒了过来,因为他听到了院子里牲畜的嘶叫声和人们的说话声。他穿着睡衣来到室外,等着邮差。

  将军的墨西哥副官、年轻的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上尉跟邮政马队一起到了,他在圣菲由于最后时刻的某些不便耽搁了一些时间。他带来了苏克雷元帅的一封信,元帅为没能及时赶到为将军送行而感到深深的惋惜。邮差还带来了卡尤多总统两天前写的一封信。稍后,市长波萨达·古铁雷斯拿着星期日的剪报走进卧室,而将军却要求他为他读信,因为当时的光线模糊了将军的视线。

  信里带来的消息是星期日圣菲的雨终于停了,许多人带着孩子去了牧场。他们盆子里装着烤乳猪、烤牛肉、米肠和干酪拌土豆。他们在明媚的阳光下,坐在草地上用午餐,在那座喧嚣的城市里,好久没见到这样的阳光了。五月份的这一奇迹驱散了星期六的紧张气氛,圣·巴尔托洛梅学校的学生们又涌上了街头,这次的活动是演一出人们己看过多次的独幕讽刺喜剧,但是没得到任何反响。黄昏前,学生们百无聊赖地散去了。到了星期天,他们把演戏的猎枪换成了高音歌唱家,为坐在牧场上晒太阳的人们演唱班布科舞曲,直到下午五点钟天空毫无预兆地突然降雨,娱乐活动才告结束。

  波萨达·古铁雷斯停止了读信。“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玷污您的光荣。”他对将军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阁下也仍旧是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

  “这我不怀疑,”将军说,“你瞧,我刚一离开,太阳便又光芒万丈了。”

  信中唯一令他不悦的是共和国代理总统本人轻率地以官方的口气称桑坦德的支持者为自由党人。“不知那些政客们从何处盗用了称自己为自由党人的权利。”将军说,“他们盗用了这个词正如他们把落入自己手中的一切都据为己有一样。”他从吊床上跳下来,一边象战士那样在房间里迈着大步从这头走到那头,一边续续向市长发泄自己的愤懑。“事实是,这里除了拥护我的政党和反对我的政党外,不存在别的政党。您比谁都更清楚,”他象作结论似地说:“尽管别人不相信,要论自由党人,没有人比我更货真价实。”

  后来,市长的一位私人使者捎来口信,说曼努埃拉·萨恩斯之所以没有给他写信,是因为邮局断然拒绝接受她的信件。那口信是曼努埃拉本人捎来的,她当天便给代理总统写了信,抗议他发布这一禁令。也正是这位代理总统使她来来回回奔波了不知多少次,到头来得到的是将军的流放和她的忘却。然而,同深知那一爱情的种种挫折和不幸的波萨达·古铁雷斯预料的相反,将军听到这一坏消息后却微微笑了。“这种冲突发生在我那可爱的疯女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

  何塞·帕拉西奥斯对洪达市三天的日程安排很不满意,他觉得那种安排对将军缺乏尊重。令他惊讶的是他们邀请将军参观离城40几公里的圣安娜银矿,然而,更令他惊讶的是将军居然接受了,而令他比这惊讶得多的是将军还下了一个地下坑道。最糟糕的是,在回城的路上,尽管将军发着高烧、脑袋疼得象是要爆炸,他却跳到一条河的缓流处游泳。在很久以前的日子里,他曾打赌要缚着一只手穿过平原上的一条激流,并且打败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而这一次,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轻轻地游了半小时,不过,看见了他那瘦狗一般的肋骨和发育不良的小腿的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身体如此瘦弱居然还能在世上生存。

  最后一天晚上,市政府为他举行了一场豪华舞会,但是他借口游玩过累没有参加。从下午五点起,他便关在卧室里,向费尔南多口授给多明戈·卡尤多将军的回信,并且又让他读了几页利马的言情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以他为主人公的。接着,他洗了一个温水澡,静静地躺在吊床上在轻风拂弄下听着从舞会上传来的一阵阵乐曲。后来,在何塞·帕拉西奥斯将要照顾他入睡的时候,忽然听他说道:“你记得这支华尔兹舞曲吗?”为了让他的管家记起来,将军用口哨吹了几个节拍,但帕拉西奥斯还是想不起来。“这是我们从丘基萨卡到利马的那天晚上演奏次数最多的一支华尔兹。”将军说。何塞·帕拉西奥斯还是没有记起来,但他永远不会忘记1826年2月8日那个光荣的夜晚。那天上午,利马为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招待会,将军在宴会上每碰一次杯就说一句:“在广大的秘鲁领土上,已没有一个西班牙人。”那一天,整个广阔大陆的独立终于实现了,照他的话说,他要把这块大陆变成最广大,或者说最非凡,或者说最强大的国家联盟,这个联盟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舞会开得热火朝天,将军一直跳着,华尔兹舞曲奏了一次又一次,以便使所有的利马贵妇都能得到一次与他共舞的殊荣。他那些身着城里最考究制服的军官们,也学着他的榜样,起劲地翩翩起舞,因为他们也都是些华尔兹舞能手。这次舞会将为他们留下永久的记忆,而他们的舞伴将比战争的荣誉更久远地铭刻在他们心中。

  而在洪达的这一晚上,舞会的序曲便是令人重温旧梦约的华尔兹,于是特军在吊床上等着第二次演奏这支曲子。但是,接下来乐队再没有重新演奏华尔兹,将军憋不住了便从吊床上跳下来,穿上去银矿参观的那身猎装,没有预先通知就进了舞场。他差不多跳了三个小时,每奏一支舞曲便换一个舞伴,大概是为了用他的缕缕怀旧的情丝重新回忆昔日光辉的时日。那些梦幻般的年代已属遥远的过去,当时,在所有人都跳得精疲力尽时,他一个人却在空旷的大厅里和最后一个舞伴一直跳到黎明。因为舞蹈使他充满激情,甚至在没有舞伴的时候,他可以独自跳舞,没有乐队的时候,他自己用口哨吹奏着乐曲跳舞,有时为了表示他极大的欢乐,他甚至洋洋自得地爬到饭厅的桌子上去跳舞。而如今,他己感到体力不支,在舞曲间歇中,他不得不以嗅闻用香水泡过的手帕来恢复体力。但是,他以年轻人的敏捷舞姿跳得如此热情奔放,以致无形中打破了他已病入膏肓的传说。

  半夜过后不久,当他回到卧室中时,有人通报说有个女人在客厅里等他。那女人优雅而傲慢,浑身散发着春日鲜花般的芳香。她身穿天鹅绒的长袖上衣,脚登精美的熟山羊皮的马靴,头戴一顶挂着面纱的中世纪贵妇人的礼帽。将军为她这身打扮和来访的时刻倍感惊讶,恭恭敬敬地朝她一鞠躬。女士没有讲话,只是托起一枚用长链子挂在脖子上的圆形颈饰,让将军看。将军马上认了出来,不禁又是一惊:“米兰达·林达萨!”他喊道。

  “是我,”她说,“尽管我已不是从前的那个米兰达·林达萨!”

  她那大提琴般的声音热烈而深沉,稍稍带一点她的母语英语的音调。那声音大概唤起了他难以复得的回忆。他打了个手势,让站在门口待奉他的哨兵退去,尔后在她的对面坐下来。他坐得离她是那么近,可以说是促膝而坐,并且拉住了她的手。

  他们是15年前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相识的,当时将军在过第二次流亡生活,他们在英国商人马克斯韦尔·亚斯洛波家一次午餐会上邂逅。她是一位名叫伦敦·林达萨先生的独生女,当时这位英国退休外交官住在牙买加的一家蔗塘厂里写他的六卷回忆录——这部回忆录没有一个人读过。尽管米兰达天生丽质,而且对那位流亡青年一见钟情,但这位青年却没有把她放在心上,他正在期待着另个女人,而没有把任何别的女人放在眼里。

  她应该永远记得,他象是一个比他的实际年龄32岁大得多的男人,长得瘦骨嶙峋,面无血色,连鬓胡和唇边的胡髭硬得象个黑白混血人,长发披肩。他象当地贵族青年一样,一身英国人打扮,系一条白色领带,穿一身对当地气候来讲实在太厚的制服,罗曼蒂克地在扣眼上插上朵桅子花。就因为这么一身穿着,1810年的一个放荡的夜晚,一个高级妓女在伦敦的一家妓院里将他误认为是一个希腊鸡奸者。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他身上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双充满幻觉的眼睛和那带着猛禽般的颤音与口若悬河的交谈。最奇特的是他总是低垂着双目,不去正面看同桌就餐的人,却能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他讲话时抑扬顿挫,发音清晰得如同加那利群岛人,语调又似马德里有修养的人。那天饭桌上有两个不懂西班牙语的客人,他用很初级的英语同他们讲话,勉勉强强可以听得懂。

  午餐中间,他不去注意任何人,而只注意自己的幻影。他不停地讲着话,慷慨激昂,显得十分博学,不时地说些无处查考的预言家的格言,其中很多话几天之后,便载入了金斯敦的一家报纸上的史诗般的公告里,历史将这份公告称之为《牙买加书信》。“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不团结将我们又重新置于被奴役的状态。”他说。谈到美洲的伟大、资源和力量时,他几次说道:“我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类。”回到家中,当米兰达的父亲问她那个搅得岛上的西班牙代理人如此不安的反叛者怎么样时,她只说了一句话:“他自认为是波拿巴。”

  几天之后,他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上面详细地写着要他下星期六晚上九点钟如何同她幽会,邀他独自一人徒步去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那种举动不仅使他要冒生命危险,而且也是拿美洲的命运冒险,因为他是起义被镇压后唯保留下来的一点力量。在五年充满风险和艰难曲折的独立战争之后,西班牙刚刚又恢复了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和委内瑞拉总督辖区,这两个国家没有抵抗住被称为绥靖专家的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的凶猛进攻。根据识文断字者的简单公式,爱国者最高统帅部的全体成员都被杀死了。

  拉美有文化的一代从墨西哥到拉普拉塔河播下了独立的种子,而将军是最自信、最顽强、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而且也是最善于把政治才华和战争的直觉揉合在一起的人。此时他跟他的两个军事助手、两个被解放的、以后继续为他效劳的年轻农奴以及何塞·帕拉西奥斯住在租来的一所两间一套的房子里。在这种晴况下,晚上不带警卫徒步去赴一次没有把握的约会,不仅是一次无益的冒险,而且也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但是,尽管他十分重视他的生命和事业,他仍然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美丽女人的约会对他更具有诱惑力。

  米兰达骑马在预先约定地点等他,也是独自一人。她用马驮着他在一条不显眼的小道上前进。远处的大海上,雷鸣电闪连成一片,似乎马上就要下雨。一群深暗色的狗围着马转来转去,在夜幕下吠叫,他不时用语调温柔的英语低声阻喝着。他们经过的地方离蔗糖厂很近,伦敦·林达萨先生就在那儿撰写回忆录。没有人比将军记得更清楚,他们涉水过一条河底尽是石子的小河,在河的彼岸进入一片松林,松林的尽头,有一座被遗弃的教堂,他们在那儿下了马,手牵手穿过阴暗的祈祷室,走进摇摇欲坠的圣器室。圣器室由钉在墙上的一支火炬的微光照耀着,里面除了两根用斧头砍凿的树干之外,投有任何家具。此时他们互相看到了对方的脸。他穿着长袖衬衫,头发象一条马尾似地用一条丝带系在后颈上。米兰达觉得他比那天午餐时更为年轻和迷人。

  他没有主动去靠近她,因为他的诱惑女人的方式没有任何准则,常常因事而宜,特别是在迈第一步的时候。“在爱情的序曲中,没有任何过错是可以改正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在这件事情中,他该是深信一切障碍都已被绕过,因为决定是由她作出的。

  然而他想错了。米兰达除了她绝顶的美貌之外,还有着无比的尊严和庄重,因此,在过了许久之后,他终于明白这一次同样需要他来采取主动。他邀她坐下来,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情形就象15年后在洪达城一样,面对面坐在两根树干上,而且离得那么近,腿几乎都触碰在了一起,他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胸前,企图吻她。她让他探过身来,直到感到他呼吸的热气。然而那时她却把脸移动开了。

  “一切要等到一定的时候。”她说。

  后来他又多次要吻她,但都被她用这句话阻止了。到了午夜,当雨水开始从屋顶的缝隙里渗进来的时候,他们依旧手拉着手面对面坐在那儿。他为她朗诵那些天他在脑子里酝酿成的一首诗。那是一首经过细心雕琢的合仄押韵的地地道道的八行诗,诗中有向女人献殷勤的绵绵情话也有对战争的炫耀。她被那首诗打动了,连说了三个名字,打算猜到作者的姓名。

  “作者是一位军人。”他说。

  “战场上的军人还是沙龙里的军人?”她问。

  “两方面兼而有之,”他说。“是个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也是最孤独的军人。”

  那时,她记起了在亚斯洛波先生举行的午餐会之后她对父亲讲过的话。“只能是波拿巴。”她说。

  “几乎就是他,”将军说,“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有巨大的差异,因为这首诗的作者没有允许为自己行加冕礼。”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新的消息不断传进她的耳朵里,她不禁越来越惊奇地琢磨当时他是否意识到他机智地开的大玩笑正是对他自己生涯的预先展示。但是,那天晚上她却对此坚信不移。她希望在既不惹他生气又能同他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将他弄到手。她希望得到他,但又不在他的进攻面前投降。愈是接近黎明,她的这种心情也就愈迫切。直至她允许他逢场作戏似地吻了她几次,但是,仅此而已。

  “一切要等到一定的时候。”她反复这样对他说。

  “下午三点钟,我要乘海地的邮船永远离开这儿了。”他说。

  她莞尔一笑,立即揭穿了他的诡计。

  “首先,邮船要到星期五才开出”,她说。‘此外,您昨天委托图内尔太太做的蛋糕要到今晚才能送到那个在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女人举行的晚宴上。”

  在这个世界上最恨她的那个女人叫胡利娅·科维尔,一个美丽而富有的多米尼加女子,她也是在牙买加过着流亡生活。据说将军曾不止一次在她家里过夜。那天晚上他们要专门为她庆祝生日。

  “您比我密探的消息还灵通。”他说。

  “您把我看成您的密探之一不是更好吗?”她说。

  将军直到清晨六点钟回到家中时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因为那时他看到他的朋友费利克斯·阿梅斯托伊血肉模糊地躺在吊床上死了,倘若不是那场伪装的幽会的话,他本来是应该睡在那张吊床上的,那天晚上,费利克斯·阿梅斯托伊睡在吊床上等将军,要把一封紧急信件亲自交给他,但终于敌不过困魔而睡着了,不想一个被西班牙人收买的已获得解放的奴隶闯进米,以为他就是将军,把他扎了十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正是米兰达预先得知了这一暗杀计划,才以最谨慎的方式悄悄地救了他。他打算亲自去对她表示谢意。但是她没有同意。在乘一条海盗式轻便船去太子港之前,将军让何塞·帕拉西奥斯为她送去了他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一枚珍贵圆形颈饰,并附了一封只有一行字的没有签名的短笺:“我命里注定要过戏剧般的生活。”

  米兰达永远没有忘记,也永远没有理解年轻战将这句含义深刻的话。在以后的年代里,将军在海地自由共和国总统亚历杭德雷·佩蒂翁将军帮助下回到了他的故土。率领一支由利亚诺省赤脚骑兵组成的起义队伍越过安第斯山,在博亚卡桥打败了保皇军,第二次,也是永久地解放了新格拉纳达,接着又解放了他的祖国委内瑞拉,最后解放了直至巴西帝国疆界的南方崎岖不平的领土。她一直追寻着他的足迹,特别是通过那些游记作家——这些人不厌其烦地描述着他的丰功伟绩——的故事来寻找他的踪影。西班牙老殖民地彻底获得独立之后,米兰达同一位英国土地测量员结了婚,这位测量员抛弃了原来的职业,定居在新格拉纳达,在洪达谷地栽种牙买加甘蔗。米兰达前一天刚刚到达洪达,便听说他的老相识,金斯敦的流亡者就住在离她家不到20公里的地方。但是当她来到金矿时,将军己经返回洪达城,她不得不又骑了半天的马才和他见了面。

  这时将军苍苍白发,稀疏地披散着。面容是如此的衰老憔悴,以致她惊讶地感到她似乎在同一个死人在交谈。倘若不是他那年轻时的连鬓胡和唇边的胡髭,若是在街上看到,她无法认出他来。一经排除在街上被别人认出的危险之后,米兰达本想摘掉面纱同他讲话,但是由于担心他也会发现时间在她脸上画出的印记,她没有这样做。在客厅里几句寒暄过后,她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来求您帮忙的。”

  “我一切属于您。”他说。

  “我的五个孩子的父亲由于杀了一个人正在被长期监禁。”她说。

  “是光明正大地杀的吗?"

  “是公开决斗口。”她说,接着又立即解释道,“是由于吃醋。”

  “当然,是由于毫无根据的猜疑。”他说。

  “不,是有根据的。”她说。

  但是现在一切均已过去,包括他也是如此。她只是要求他出于仁爱之心,施加他的影响,结束她丈夫的囚禁生括。他实实在在地对她说道:“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已经病了,没用了,但是为了您,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办不到的事。”

  将军把伊瓦拉上尉召唤进来,并让他作记录,他答应竭尽他的全部微薄之力让米兰达的丈夫获得赦免。当天晚上他便同波萨达·古铁雷斯将军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是绝对保密的,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但是一切要等待了解了新政府性质再去行动。他把米兰达送到门廊下,一支由六个解放的奴隶组成的卫队在那儿等着她。告别时,他吻了她的手。

  “一个愉快的夜晚。”她说。

  他忍不住激动地问道。“这一个还是那一个?”

  “两个都是。”她说。

  她跨上一匹雄壮的如同总督的坐骑似的备好鞍的骏马,扬鞭疾驰而去,她没有回头看他。他在门廊下一直目送她在街道尽头消失,但是,拂晓当何塞·帕拉西奥斯唤醒他准备继续沿河上路时,他还在梦着她。

  七年前,将军给予了德国海军准将胡安·比·埃尔韦斯一种特权,准其经营轮船航运。他自己在去奥卡尼亚时就曾登轮从新巴兰片至皇家港旅行。他认为这种旅行方式既舒服又安全。但是埃尔韦斯准将认为这种航运如果不是独家经营是不值得的。于是,桑坦德将军在担任代理总统期间,无条件地给了他这种特别权利。可是两年之后,被国民议会授予至高无上权力的玻利瓦尔将军却撕毁了这一协议,他以预言家的语气说:“如果我们给德国人以航运专管权,他们最终会把它转让给美国人的。”接着他又宣布全国内河航运自由。因此,当他想雇一艘轮船沿江旅行时,结果遇到的是拖延和支吾搪塞,或者说显然是在报复。到了出发的时候,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象惯常那样乘舢舨而行。

  从清晨五点钟起,港口码头上便挤满了骑马和步行的人,他们是市长临时火急从附近的道路上召集来的,为的是装作象往昔一样热烈地送行。无数条小船在停泊处划来划去,上面载满欢快的女人,她们喊叫着向卫队士兵挑逗,而士兵则用一些淫荡的恭维话来回敬她们。将军率领官方随从人员六点钟到达港口。他是徒步离开市长家的,而且用沾过香水的手帕捂着嘴,走得很慢。

  那一天,大雾弥漫。黎明时街上的店铺便开了门,有些店铺几乎是在露天的小棚屋里经营,它们的周围依旧是那些20年前被大地震破坏的房子。将军挥着手帕回答从窗户里向他致意的人,但那些人为数不多,更多的人是默默不语地望着他通过,他们为他糟糕的健康状况惊叹不已。他穿着长袖衬衫,脚登仅有的一双惠灵顿皮靴,头戴白色草帽。在教堂门口,牧师爬到张椅子上准备为他发表演说,但被卡雷尼奥将军阻止了。将军走过去紧紧地同他握了握手。

  拐过街角之后,仅仅看上一眼,将军便知道他没有力气爬这道高坡。但是他还是紧紧抓住卡雷尼奥将军的路膊开始往上攀登,直至他显然已筋疲力竭了才停了下来。于是,人们企图说服他坐在波萨达·古铁雷斯为他万一需要时早己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不,将军,我求求您,”他惶恐不安地说,“请让我免受这种侮辱。”

  他终于爬上了那道高坡,但那与其说是用身体的力量倒不如说是用意志的力量,他甚至还有力气不靠任何人帮助来到了船只停泊处。在那儿,他礼貌地同官方陪同人员一一告别。他强颜作笑,以便不让人看出在那个玫瑰花盛开的5月15日他正在进行一次一无所获的回归旅行。他把一枚带有他的雕像的金质奖章留给市长波萨达 ·古铁雷斯作为纪念,并扯着嗓子喊着对他的关照表示感谢,以便让在场的人都听见,还以发自内心的激动拥抱了他。然后,他登上舢舨的尾部挥动草帽与大家告别。他没有看站在岸上向他告别的人群中的任何人,没有看乱糟糟围在舢舨周围的小船,也没有看赤条条的象鲱鱼一般在水下游泳的孩子们。他一直带着迷惘的神情向同一个方向握动着草帽,直到舢舨渐去渐远,透过被破坏的城墙上方他只看到教堂尖塔上的炮耳。于是,他钻进了舢舨的遮棚,在吊床上坐下来,伸开双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帮他脱下了靴子。

  “好吧,现在看看他们是否相信我们已经走了吧。”他说。

  船队由八只大小不同的舢舨组成,有一只专供将军和他的随从用,船尾有一个舵手和八个划桨手,船桨由愈疮木制成。这些舢舨不同于一般舢舨,在舢舨的中央还有一个用棕榈叶搭的货棚。人们在将军乘坐的舢舨货棚下架着一顶帐篷以便让他在阴凉处挂起吊床。他们还在帐篷里为他挂上印花棉布和贴上席子作为墙围,并为他开了四个窗户通风、透光。又为他放了一张供写字或玩牌的小桌和一个书架,还有一个水缸和石子过滤器。船队的负责人是从河上最优秀的桨手中选出来的,他叫卡西尔多·桑托斯,曾任警卫营上尉,说话象打雷一般,他象海盗一般在左眼上贴着一块膏药,他的指挥更多的是靠勇敢而不是智慧。

  对埃尔韦斯海军中将的轮船队来说,5月份是一年之中最好的时光,但是这种好时光对舢舨来说却适得其反。酷热,暴风雨、险流、夜晚野兽和害兽的威胁,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似乎都在与旅客作对,破坏了他们旅途的舒适和安逸。对于健康不佳而又嗅觉敏感的人来说,还有一件折磨人的东西,这就是由于疏忽而挂在舢舨舷边的一块块腌肉和熏烤食品的臭味。将军登船发现之后,马上令人取下。当桑托斯上尉得知将军受不住这种食品的味道时,他便吩咐人将食品放到船队的最后一条船上去,在那条船上还载着活鸡和活猪。尽管如此,从航行的第一天起,自从将军津津有味地连续吃了两碗青玉米糊之后,他就认定将军在旅途中,除玉米糊外,无法吞咽任何别的食品了。

  “这东酉似乎是费尔南达七世的魔手做出来的。”他说。事情正是如此。那玉米糊果然出自他最后几年雇佣的一位厨娘之手,她是个基多女人,名叫费尔南达·巴里加。当这位厨娘强迫他吃下他生厌的东西时,他便叫她费尔南达七世。费尔南达瞒着他登上了船。她是一个性格温柔和爱唠叨的印第安胖女人,她最大的本事还不是能在厨房里做一手好饭菜,而是靠她的本能她会使将军在餐桌上吃得高高兴兴。他已经决定让她跟曼努埃拉·萨恩斯留在圣菲,曼努埃拉也安排了她做家务活,但是卡雷尼奥将军突然从瓜杜阿斯紧急将她召来,因为何塞·帕拉西奥斯惊慌地向他报告,将军自上路前夕就一直没有正正经经吃过一顿饭。她黎明时赶到洪达,他们让她偷偷地登上带有食品贮藏室的舢舨,等待适当机会露面。这个机会比原来预料的来得早,因为将军吃了青玉米糊之后非常高兴,自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后,这就是他最喜欢吃的饭食了。

  上船的第一天,就险些成了最后一天。那天下午两点钟,天变得黑沉沉的,象夜晚一般。河水汹涌澎湃,浪涛一个跟着一个,电闪雷鸣震撼着大地,桨手们似乎无力阻止小船在阶梯状的河岸上撞成碎片。将军在帐篷里观看着桑托斯船长力挽狂澜,高声地在指挥着,他的海上经验仿佛已不足以应付这样急转直下的险情。将军先是感到好奇,而后则是无比的焦虑。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发现船长把命令下错了。他本能地站起来,迎着风雨打开一条道路,改变了船长这一即将导致船毁人亡的命令。“这样不行,”他喊道,“往右划,往右划,他妈的!”

  桨手们在他那嘶哑的,然而仍旧充满着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声音面前反应了过来。将军自然而然地亲自指挥起来,直到克服了险情。这时何塞·帕拉西奥斯马上给他披上了一条毯子。威尔逊和伊瓦拉使劲地扶着他,桑托斯船长则站到了一边,他再次意识到,他把左舷和右舷弄混了。他象一个士兵似地毕恭毕敬地等待将军来找他,将军发现他的目光还在颤抖着。“请原谅,船长。”将军对他说。

  但是将军自己却没有平静下来。那天晚上,船第一次靠岸过夜。他坐在海滩上燃起的篝火旁,讲起了难忘的海滩事故。他说他的哥哥胡安·维森特,亦即费尔南多的父亲,就是从华盛顿为第一共和国买枪支弹药回来时在海上遇难的。他还说有一次他骑马涉过阿拉乌卡河时,因湖水上涨马匹被淹死,他的靴子被挂在了马蹬上。他伏在死马的背上在河里翻滚,倘若不是向导割断了马鞍上的皮带,他也便一命呜呼了。他又说在新格拉纳达的独立成功之后不久,他去安戈斯图拉时,遇到一条小船在奥里诺科河的急流中沉没。他看到一位陌生的军官向岸边游去,人们告诉他那是苏克雷将军,他怒气冲冲地反驳道:“压根儿没有什么苏克雷将军。”不过,那的确是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他不久前被晋升为解放军的将军。从此之后,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我知道你们这次的相遇,”卡雷尼奥将军说,“但我不了解翻船的细节。”

  将军说:“您大概把这次遇险跟苏克雷在莫里略的追逐下从卡塔赫纳逃出时的第一次翻船搞混了。那次天晓得他是怎么样在河里足足漂了差不多24小时的。”

  黎明。当大家还都在梦乡时,大森林在一支没有伴奏的歌声中颤抖起来,那歌声只能是发自肺腑的。将军在吊床上摇动了一下。“是伊图尔维德。”何塞·帕拉西奥斯在阴影中低声说道。帕拉西奥斯的话音刚落,一声粗暴的命令便把歌声打断了。

  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是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墨西哥将军的长子。这位将军自封为墨西哥皇帝,但在位仅仅一年。当玻利瓦尔将军第一次看到伊图尔维德时,就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时他以立正的姿势站在那儿,他为面前就站着他童年时代憧憬的偶像而激动得浑身哆嗦、双手颤抖。当时他22岁。他父亲在墨西哥省一个尘土飞扬的炎热的镇子上被枪决时,他还不满17岁。他父亲流亡回国后不到几小时就遭到了厄运,他不知道自己已被缺席审判,并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从最初的日子开始,伊图尔维德有三件事使将军深为感动。一件是他的父亲从刑场上捎给他的一块金表和几块宝石。他把表公开挂在脖子上,以便谁都不怀疑它的来路是光明正大的。另一件是他的纯朴的气质,他告诉将军说,他父亲为了不让港口警察认出来,装成穷汉下船的,但他那优雅的骑马方式却暴露了他的身分。第三件令将军感动的是他唱歌的方式。

  墨西哥政府曾设下重重障碍,不让他参加哥伦比亚军队,因为政府认为,他在战争中受到的训练,将有助于一次由将军参与的拥护君主专制的阴谋,从而使他以有继承权的王子的身份获得所谓正式权利被封为墨西哥皇帝。将军冒了一次引起一场严重外交事件的风险,因为他不仅把年轻的伊图尔维德带着原军街接受加入他的军队,而且还让他作了自己的副官。尽管伊图尔维德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他却没有辜负将军的信赖,而只有他那唱歌的习惯,才使他克服了自己犹豫不决的弱点。

  因此,当有人在马格达莱纳的大森林旁让他停止唱歌时,将军便披着一条毛毯从吊床上起来,穿过被卫队的簧火照亮的营地,走近他的身边。将军看到他正坐在河岸上,注视着面前滚滚流去的河水。

  “继续唱下去,上尉。”他对他说。

  将军靠着他坐了下来,当听到他唱的内容时,便用他那可怜的歌喉跟他一起唱起来。他没有听到过任何人的歌声能充满如此深沉的爱,也不记得任何人唱得如此忧伤,然而如今坐在他的身旁听他歌唱,感到了无限的幸福和欢愉。

  伊图尔维德和他在乔治敦军事学校的同学费尔南多和安德烈斯共同谱写了一曲三重唱,这支歌曲使将军周围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丰富了军营里可怜的、枯燥乏味的生活。

  伊图尔维德和将军继续唱下去,直到大森林中动物的喧闹声把睡在岸上的鳄鱼吓得逃进了河里,河水象遇上地震似地翻滚着。将军被大自然那可怕的苏醒惊呆了,依旧坐在地上,直到地平线上出现一条桔红色的彩带。天亮了起来。这时,他才扶着伊图尔维德的肩膀站起身来。“谢谢,上尉”。他对他说。“假如有十个人能象您这样唱歌,我们就可以挽救整个世界了。”

  “唉,将军,”伊图尔维德叹道。“我多么愿意我的妈妈听到您说的这句话呀!”

  航行的第二天,便看到了岸上一片片精心管理的庄园,那里有绿草成茵的牧场,有自由奔跑的骏马,后来又出现了大森林,一切都离得那么近,一切又都那么整齐划一。船队早就把一些用粗大的树干扎成的木筏抛在了后边,岸边的伐木工用它来收木材运到卡塔赫纳去销售。那些木筏在河里漂得如此缓馒,几乎象纹丝不动一般。人们带着孩子和动物坐在术筏上,简陋的棕榈叶遮棚勉强为他们挡住了阳光。在森林的一些拐弯处,已经看到轮船上的船员们对森林最初的破坏,他们砍伐树木作锅炉燃料。

  “鱼类将不得不学会在旱地上走路,因为河水将会干涸。”将军说。

  白天,气候又变得闷热难忍,长尾猴和各种鸟儿闹到了发疯的程度,但夜晚却是寂静而凉爽的。鳄鱼仍旧是几小时几小时地趴在岸上不动,张着大口捕捉蝴蝶。在那荒凉的村落附近,可以看到一片片玉米地,玉米田边骨瘦如柴的狗,向着河里过往的船只汪汪吠叫。在荒草野坡上,还设有猎貘的陷阱和搭晒着鱼网,但是却不见一个人影儿。

  连年战乱,政府不得民心,连爱情也变得枯燥无味起来,显然人人都变得游手好闲,此情此景,委实令人痛心。将军黎明醒来时,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坐在吊床上陷入了沉思。那一天,将军写完了给凯塞多总统的信之后,已把所有的复信写完,但是,他还是以口授情书来消磨时间。在旅行的头几天里,费尔南多为他读完了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利马纪事》,但他没有做到让将军静下心来再听他朗读别的书籍。

  那是给将军读的最后一本完整的书。他是一个沉默而贪婪的的读者,不管在战争间歇还是在爱情生活之余都是这样,但他读书没有一定的顺序和方法。他每时每刻都要别人给他朗读,不管在怎样的光线下,有时他在树下散步时读,有时他在赤道直射的阳光下读,有时他躲在马车铛铛行走在石子路上的阴影里读,有时在吊床上一边口授着信件一边摇晃着读。一位利马书商对他的藏书的数量之多和种类的齐全深感惊讶,他的藏书无所不包,从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到看手相的专著,什么都有。在年轻时,由于受到他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影响,他阅读了大量浪漫派作家的作品,而且至今他依旧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由于他那理想主义的狂热性格,读那些书他觉得犹如阅读自己写的作品。在他整个余生中,他始终充满读书的激情,尽力阅读在手头的所有书籍。他没有什么偏爱的作家,对各个不同的时代的许多作家他都喜欢。书架上总是塞得满满的,卧室和走廊最后都变成摞满书籍的夹道,而且散乱的文件堆积如山,日益增多,直至使他生厌,只好到卷宗里去寻求安息。他从来未把自己的全部藏书和文件读完过。当他离开一个城市的时候,总是把书籍交给他最信赖的朋友照管,尽管他再也不会知道那些书的下落。动荡不定的戎马生涯使他从玻利维亚到委内瑞拉2000多公里的路途上都留下了书籍和文件的踪迹。

  在他视力开始减退之前,他让他的书记官帮着他阅读,最后,由于讨厌眼镜给他带来的麻烦,便完全由书记官朗读了。但是与此同时,他对阅读的兴趣也慢慢减少,而且象每次一样,他把原因归之于客观。“问题是好书越来越少了”他常常这样说。

  在令人困倦旅行中,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没有表现出厌烦的情绪的人。炎热和不适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彬彬有礼的风度和考究的穿着,也没有影响他那无微不至的对将军的侍候。他比将军小六岁,由于一个非洲女人和一个西班牙男人的过错,他作为一个奴隶的后代出生在将军家里。他从西班牙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头红发和满脸满手雀斑以及淡蓝色的眼睛。同他的贫寒出身不相称的是,他在随从人员巾,衣服最多也最考究。他跟随了将军一辈子,包括他的两次流放,他参加了全部大战役和全部火线战斗。他一直是文职官员,从来没有穿过军装。

  最糟糕的是,在旅行中他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将军。一天下午,将军对在狭窄的帆布帐篷里来回走动实在厌烦透了,于是命令停船到岸上走走。在岸边的干土地上,人们看到了一些印记,好象是一只象鸵鸟似的鸟的足迹,其重量至少犹如一头黄牛。但桨手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说在那片荒凉地带,经常有身躯象木棉树一般粗大、头长肉冠,脚如鸡爪的人出没。将军嘲笑了这种传说,就象他嘲笑所有超然的东西一样。由于散步的时间比原先计划延长了,最后他们只好在那儿露营,尽管船长和将军的副官们都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那地方既危险又不利于健康。由于炎热和长脚蚊阵阵袭击,折磨得将军彻夜未眠。那些蚊子似乎能够钻过闷热的蚊帐来叮咬他,而他又期望听到美洲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在这种情况下,随从人员整夜都处于戒备状态。凌晨两点左右,将军去跟一伙伙在篝火旁守夜的人聊天。只是到了拂晓,将军观赏着被喷薄欲出的旭日涂上一层金色的广阔沼泽地,才放弃了那令他一夜未眠的幻想。“好吧,”他说,“我们得回去了,可惜没有看到脚象鸡爪一般的朋友们。”

  正当船队准备起锚开航的时候,一只长满疥疮又瘦又脏,一条腿已致残的黑狗突然跳到了将军的舢舨上。将军的两条狗立即向它发动进攻,但是那条狗以不惜一死的凶狠进行自卫,脖子被咬破了,浑身流满血,但仍没有败下阵去。将军下令将它留下来,象许多次对待街上的狗那样,何塞·帕拉西奥斯收养了它。

  同一天,他们还收留了一位德国人,他是因为棒打他的一个船夫被扔在沙洲上的。自从上船以后,这位德国人就自称是天文学家和植物学家。但是,交谈中他完全露了馅,实际上他对天文和植物都一窍不通。相反,他却说亲眼看到了脚象鸡爪的人,而且准备逮一个活的放在笼子里到欧洲去展出,这样的怪物只有美洲的蜘蛛女人可比拟,一个世纪前,那样的女人在安达卢西亚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您把我带去,”将军对他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把我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笨蛋放到笼子里去欧洲巡回展览,您会挣钱更多。”

  开头,将军以为那位德国人是个热情的喜剧演员,但是,当这位德国人开始讲起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见不得人的下流笑话时,将军改变了看法。“我们应该把他再扔到沙滩上去。”将军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下午,他们遇上了溯水而上的邮船,将军耍了一点他的诱惑手腕让邮差打开官方邮袋取到了他的信件。最后,他要求邮差帮忙把那位德国人带到纳雷港去。尽管邮船已经超重,但邮差还是答应了。那天晚上,在费尔南多为他念信时,将军嘟嘟哝哝地骂道:“这个狗娘养的德国人,连洪堡男爵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

  在收留那个德国人之前,航行中将军就一直想着洪堡男爵的事。他无法想象男爵怎样从那种险情丛生的自然环境中活了下来。他是在洪堡男爵从昼夜平分线上的国家考察回来时在巴黎认识他的。无论是男爵的聪慧博学和英俊潇洒的外貌均令他折服,他认为男爵的相貌连女人也会自叹不如。相反,他对男爵断言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论点却不甚信服。男爵斩钉截铁地下这个结论时,将军甚至连这样的幻想还不曾产生。

  “唯一缺少的是一个伟人。”洪堡男爵对他说。

  许多年之后,将军在秘鲁的库斯科城把这话告诉了何塞·帕拉西奥斯,当时历史已表明他就是这样的伟人,而他自己大概也认为他胜过任何人。他没有跟别人再提及过此事,但每当谈到男爵时,他都不失时机地颂扬他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洪堡男爵开阔了我的眼界。”

  这是将军第四次沿着马格达莱纳河旅行,因而他难龟觉得那是在搜寻自己历史的足迹。他第一次在马格达莱纳河上旅行是1813年,当时他是民兵上校,在他们国家被打败,从库拉索岛的流亡生涯中来到卡塔赫纳寻求将战争继续打下去的契机。新格泣纳达分成了一块块自治的地域,在西班牙人的残酷镇压面前,独立事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后胜利似乎越来越渺茫。在第三次旅行时——他称之为乘轮船旅行——解放事业已大功告成,但他那几乎是发疯的统一整个大陆的梦想已开始破碎。到此次旅行,亦即最后一次旅行,他的梦想已彻底破灭了。但那梦想依旧虽死犹存,他将其概括为一句话,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在我们建立一个统一的美洲政府之前,我们的敌人始终会占有全部的优势。”

  将军同何塞·帕拉西奥斯有着许许多多的共同回忆,最令他们激动的回忆之一便是第一次沿马格达莱纳河的旅行,那时是沿河进行解放战争。将军率领200名用五花八门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士兵,20天之内,使得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不剩一个拥护君主政体的西班牙人。

  航行的第四天,当开始看到村边的河岸上站着的一排排等着舢舨通过的妇女时,何塞·帕拉西奥斯意识到事情是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呀!“那些都是寡妇。”他说。将军从帐篷里探出身来看到了那些女人,她们穿着孝服,一排排站在河岸上,仿佛是在灼热的太阳下静息的乌鸦。她们在那儿等待着,希望得到哪怕是一声怜悯的问候也好。安德烈斯的哥哥迭戈·伊瓦拉将军常常说,将军没有生过一个儿子,但他是国家所有寡妇的父母。她们到处追随他,而他刚用他发自肺腑的亲切话语使她们活下去,那些话语是真正的带有安慰性质的公告。尽管如此,此次当将军看到村边河岸上站着的一排排妇女时,他更多的是想着自己,而不是她们。

  “现在我们自己是寡妇了,”他说,“我们是孤儿,是残废人,是进行独立战争的赋民。”

  在到达蒙波克斯之前,除了皇家港,他们没有在任何村镇停下来。其所以在蒙波克斯停留,是因为那是从奥卡尼亚进马格达莱纳河的出口。他们在那儿遇见了委内瑞拉将军何塞·劳伦西奥。劳伦西奥已经完成护送哗变的榴弹兵到达委内瑞拉边界的使命,此时回过来又加入了随从队伍。

  将军一直呆在船上,直到晚上才下船到一个临时安排的营地去睡觉。这中间,他在船上接见了一排排寡妇和所有愿意见他的在历次战争中被淘汰下来的无依无靠的人。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几乎记得所有那些老兵。他们有的人一直呆在那儿挣扎在贫困之中,有的人曾去外地寻求新的战争以求生存,有的人则干上了挡路抢劫的勾当,这跟全国难以计数的从解放军中退伍的军人一样。有一位退伍军人用一句话概括了所有人的感情:“将军,我们现在拥有了独立,可请您告诉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在胜利的欣慰中,是将军教他们这样说话——直言不讳,有啥说啥——然而现在真理的主人变了。

  “独立只是解决取得战争胜利的简单问题,”他对他们说,“巨大的牺牲还在后边哪,这就是要把各个国家变成一个祖国。”

  “我们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付出牺牲,将军。”他们说。

  将军寸步不让:“还差得远哪,”他说,“统一所需要作出的牺牲是不可估价的。”

  那天晚上,当他在挂着吊床的屋檐下漫步的时侯,他看到一个女人在走过时回首望着他,而更令他吃惊的是,那个女人看到他的赤裸着身子却毫不惊慌。他甚至听到那个女人一边走一边这样唱道,“请对我说,为爱情而死再晚也不迟。”站在门廊下的护院人是醒着的。

  “这里有女人吗?”将军问他。

  那男人斩钉截铁地答道:“配得上阁下的女人一个也没有。”

  “那么配不上阁下的呢?”

  “也没有”。护院人说。“在五六公里之内,绝没有一个女人。”

  可将军对自己看到了女人这一点坚信不移,于是便在那幢房子内到处寻找,一直找了许久。后来,他又坚持要他的副官们去打听,以致第二天推迟了一个小时启程,直到他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没有一个女人”方才罢休。此后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可在后来的路途中,每当将军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还是一再坚持看到了那个女人。在许多年中间,何塞·帕拉西奥斯都无法摆脱这件事,他不得不拿出许多时间同将军一起重温他的生活,甚至连最无足轻重的细节都不能疏漏。唯一没有弄得水落石出的是不知那天晚上在皇家港的幻觉是作梦还是神志错乱,或者是看到了幽灵。

  没有人再记起那条在路上拾到的狗,它还在船上,伤口已渐渐愈合,负责给它喂食的勤务兵终于想起了它还没有名字。他们用酚酸为它洗了澡,为他喷洒了新型香粉,可尽管如此也难以改变它那副赖相,疥疮的恶臭依然令人恶心。当何塞·帕拉西奥斯把它拖回来的时候,将军正在船头纳凉。

  “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他问将军。

  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玻利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