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花城》2000年第一期
树上的男爵没有妻子，但用砂子养育着187个儿女。他在橡树林冠上开设了著名的探戈学校，把海中都会伊索城的少男少女网罗到这里听一头耕牛大放厥词。至幼的女儿玉兰187号，为了初恋化成一株毒菌。在伊索城2000年庆典的浪潮中，长兄玉兰1号怀抱又背负着三个弟妹的尸首涕泗纵流。树上的男爵对此不闻不问，只顾在玉兰树冠上抛撒一个又一个用过报废的爱情残骸。
这不是卡尔维诺《在树上攀援的男爵》，而是我从1993年起笔写作的长篇小说《红桃A吹响号角》中的一个版块轮廓。如今，这部小说曲曲弯弯的道路仍旧在我的案头延宕，每当笔尖触碰到玉兰树、男爵甚至探戈学校，我就会与卡尔维诺邂逅重逢，就会边写作边顺沿着文字的流向，在目光中叠化出那个柯希莫，12岁起就在圣栎树、榆树、桑树、玉兰树上生活的鸟一般、花一般、叶片一般、云丝一般的人物；在红桃A、方片J和梅花O所行经的蓝宝石之街上叠现出《马可瓦多》中马可瓦多一家的步伐，他们正怀着摆脱贫穷的梦想从超级市场里偷出一推车又一推车的食品与用品；在那位有火星口音的教师讲话的时候，我还总是能听到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对话隐隐传来：“从现在开始……”
于《红桃A吹响号角》连绵起伏的手稿之右，端立着《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帕洛马尔》，《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马可瓦多》，《看不见的城市》，和《巴黎隐士》，还有《未来千年备忘录》，还有《意大利童话》，几乎罗列着卡尔维诺全部的中译本。我坐下来，站立或行走，在夜光中平平地躺下，似乎总有一种音乐由它们而升起，月光般铺展，直至漾满房间。它们又是卡尔维诺一个又一个身影，时时遮断窗外的现实，不使它肆无忌惮的力量轻易闭锁想像力与静默沉思的那份空间。
帕洛马尔先生在巴黎时，经常到植物园内的爬行动物馆参观。独一无二的鬣蜥令他着迷。他观察它们的肤色与鳞片，下颌下刺状的肉冠，颈项上两个白色的圆板，幼芽般的五趾，你压着我我压着你的群居姿态。他认识到一种交换，用鳞，刺和结壳与植物及岩石之间互通有无。然而t：他还被暗中的另外一种力量所吸引。这就像从人类的居所中探头看看人类之外的世界，会蓦然发现“人类之外尚有许多世界”。帕洛马尔先生驻立于一个个玻璃笼子前，从中既看到“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也看到“人类出现之后的世界”。他有意无意间已经碰落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现代科学所锻造的人类中心主义。E•温克勒说，“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
卡尔维诺的父母亲分别从事热带农艺学和植物学的研究。他本人最初考取的大学也是都灵大学农学系。在出生的头两年，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镇是他最切近的“生态环境”。随父母回到圣雷莫城后，他在父亲主持的花卉实验站附近度过了少年时代。在那个时代，昆虫鸟兽花草树木是他所环绕的“中心”。似乎是出身与童年经验使他很早就在人类中心的认识论之外建立了另一所教堂。自然与生物，生物中的人与植物与动物与微生物，绵延而碎断；现实，人生，科学，幻想与神话，时而分化时而总合，构成二元以上的“宇宙奇趣”。卡尔维诺虽然选择文学为职业，但文学本身并不是他追寻的目标，它只是道路，通达科学幻想、现实人间和神话寓言的蛛巢小径。他以目光，以四体，以知识与想像，开敞向人世也向宇宙。人间的苦乐悲欣，不构成他闭合于人际关系人间感情的理由。他还有另外的、不止一个的世界需要面对。他不仅要对人、对人类负责任，还认定一个人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星辰的运转、宇宙的状态。当然，在人这座“命运交叉的城堡”中，乌龟的爬行与交媾、黄昏的月亮、天空的行星、壁虎与椋鸟的飞行密度、白沙和无法计量的草坪，无不构造着我们自身。大卫•格里芬反对还原论，反对将多元还原为一元，他也反对机械论，反对将世界分析成一组基本性质彼此独立的要素，并主张整体有机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一定的目的因，哪怕只是一点点；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彼此都有内在的联系；所有的生物都是生命的核心，都有其自身的利益；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
卡尔维诺在《巴黎隐士》中讲述过他与世界关系的转变：“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由探奉改为咨询，也就是说世界是所有资料的总合，独立于我之外，这些资料，我可以比对、组合、传送，也许，偶尔有节制地享受一下，但自始至终保持外人身份。”渐渐地，文学中心制开始在卡尔维诺的领土上建立：“每一次我得为待写的书捏造一个作家来写它，一个跟我，也跟其他我一眼就看出其局限性的作家不一样的作家……”他有所偏离，并没有因为趋向于整体有机论而成为整体有机论的信徒。这正如同他不反对教权但坚决拒绝成为教徒的洗礼仪式。他有他超然、独立、优渥的姿态，“我老是跟别人不一样，稀有动物般被人瞪着看”。他是一个如他所坦言的“分成两半的共产党员”，既反对“以政治为轴”，又反对将个人经验披上某一代、某一环境的整体经验“中间值”的外衣。
萨德是否是一个受害者呢？如果是一个受害者，堕落的俘虏，那么他就有充足的理由成为一名指控者，“指控整个世界的堕落和腐化”，而他本人除外。卡尔维诺在《萨德在我们体内》中反对帕索里尼的做法，反对把萨德视作一个受害人。他提醒帕索里尼：他本人也是生活在他所指控的那个世界上的，因而指控手指也应该指向“我们自身”。这位“分成两半的共产党员”，从童年时代拒绝“随俗信教”而备受歧视与捉弄，到脱离意共、像攀援于树上的柯希莫一样不肯与现实主流常态和平共存，坚定的革命色彩始终没有淡褪。
在《看不见的城市》第九章末，他写下了为我所惊栗的一组对话，我曾把最后两段引作我的故事集《伪科幻故事》的引言。忽必烈汗那时已经在翻阅他的地图集，那里有安诺克、巴比伦、亚呼兰、布托、美丽新世界，它们的城中，人们正在受到梦魇和诅咒的威胁。大汗不无绝望地说：“如果最后的着陆地点只能是地狱，一切都是徒劳无用，而且，当前的潮流，正是以越来越窄小的旋绕，推动我们走向那里。”在最后，他的对话者马可波罗说道：“生灵的地狱，不是一个即将来临的地方；如果真有一个地狱，它已经在这儿存在了，那是我们每天生活其间的地狱，是我们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狱。有两种方法可以逃离，不再受苦痛折磨。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一种方法比较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到你再也看不到它。第二种方法比较危险，而且需要时时戒慎忧虑：在地狱里头，寻找并学习辨认什么人以及什么东西不是地狱，然后，让它们继续存活，给它们空间。”我所理解的卡尔维诺式的革命，只有可能发生在地狱之中，它首先并不意味着反抗、暴动、献身与牺牲，相对而言，那不过是一些革命的现象。革命的本身，是一种穿透力，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它不把堕落指认为环境，无法超越，而是把自身视为地狱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墙是房屋的一部分却同时可以创造非墙的空间一样，身为地狱也可能维护非地狱的空间。卡尔维诺式的革命，就是为地狱构造出壁垒，打破地狱的混沌，为光明和所有与地狱有所不同的人或事物呈现出来，并且受到保护。
当我写作《玫瑰床榻》最后一章“孵化小恐龙”时，自然而然地想到卡尔维诺的《恐龙》。恐龙已经在白垩纪末期灭绝了，但仍有一只在卡尔维诺的笔下活了下来，有另一只在我的笔下从恐龙蛋化石中孵化出来。卡尔维诺的恐龙被它置身其间的“新人”称为丑八怪，我的小恐龙叫拉撒路，一个复活者的名字。丑八怪的种族曾经“意味着手中握有真理，到处大受尊敬”。但是，自然更叠，原本意味着真理的族类濒临灭绝，新的“真理族类”是“新人”，一批与原本的“真理族类”为敌的地球新居民。他们到处捕杀恐龙，使它们丧失安身之境。时过境迁，后世的人们认为恐龙“对没落感兴趣，盼着被消灭”。丑八怪否认他的族类具有那样的精神特质，“其他恐龙如果有那种想法，那是因为它们知道劫数难逃了”。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呢？我在“孵化小恐龙”中试图解答这个千古之谜。拉撒路借助他对恐龙世代的记忆，对玫瑰酷儿说，恐龙灭绝之前，开始大头朝下式地生活，也就是想把头脑改造成轮子或滚珠，让长长的尾肌翘到比树冠还高的空中，摇摆，挥动，像臂手一样相互问候，接受阳光的照耀，这样靠大脑来行走，长达几十亿年，最后失败了。玫瑰酷儿以为他是指种族灭绝。拉撒路摇摇头，颤动着头上的花冠，否定说，那不是失败，真正的失败是指在最后一刻我们放弃了几十亿年以来坚持的大头朝下方式，而对爬行感到满意。拉撒路说，“我们灭绝是因为我们力图大头朝下地生活但又未得坚持到底”。卡尔维诺的目光没有在这里羁留，它越过“失败”或“灭绝”的母题，深入到“传播”或“延展”的母题当中：“恐龙灭绝得越彻底，它们的统治范围就扩展得越广，不仅控制着覆盖各大洲的森林，而且能进入留存在地球上的人的思维深处。从久远的、引起恐惧和疑虑的祖辈开始，它们不断伸出颈项，举起利爪，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它们的躯体在地球上消失了，但它们的名字在各种生物的关系中继续存在，并不断获得新的涵义。如今，它们将成为一个只存在于人们思维中的默不作声的佚名物件，但它们将通过新人、新人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获得自己的生存形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恐龙》的最后，丑八怪果真看到了他的儿子，一个由他与血统中有二分之一恐龙基因的混血姑娘所生的小恐龙。之后，他说，“我上了车，混进旅客群中”。在认识卡尔维诺之后，我时常会观察我身边的人群和我自己，以分辨恐龙的属性或身份。
在我身边繁殖的当代文学，一向诟病纯然的思想表达，胆颤心惊地在回避新鲜或古老思想的流入。作为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后结构主义者的朋友，卡尔维诺毫不迟疑地在小说中体现出与新思想毗邻的时代性质。罗兰•巴特等人的思想身影，直截地驻立到《马可瓦多》的“四季”与“城市”密度上，直截地呈现在《看不见的城市》的布局直至“符号法则”中。哲学的径直露脸，常常被标榜“形象”或“创作”的作家们视为大忌。卡尔维诺令我感动，其中相当凸显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开怀地拥抱“科学”和“哲学”，全然无视“文学界”狭隘的歧视心态。在《帕洛马尔》中，他索性用数字的排列与组合，显白地标识出数字所对应的“人类学、广义的文化以及涉及视觉、语言、意义、符号等因素的经验”，直至“宇宙、时间、无限、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及思维的性质”等“思辩经验”。在他的身边，我感受到的是涵纳、宽解和极限，而不是封闭、排斥和狭窄。我自童年所期待的文学品性，呈现在卡尔维诺身上，毋宁说是一种天赐，一份意外。
“你前行的时候，头总是往后回顾吗？”“你所见到的，总是在你的背后吗？”“你的旅行总是发生在过去吗？”忽必烈汗或者马可波罗频频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也可以视作卡尔维诺对文学之路文学之旅的追问。回到他说过的那一句话，“我得为待写的书捏造一个作家来写它，一个跟我，也跟其他我一眼就看出其局限性的作家不一样的作家”，也就是说，他拒绝成为线性经历的复述者，拒绝把小说建基于“回顾”。即便一个旅人一而再地向前走，遭遇的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他乡，而“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旅人认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却发现那庞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只有镜子本身属于旅人，只有旅行本身属于旅人，而旅途就像我们的亲人我们爱过的人与物一样，并不被我们所拥有。小说所能够宽纳的，与旅人的所有正相反，它是负向于作家的镜子中的世界，是旅途与他乡，是背后的道路亦是前方的道路。
倘若追寻卡尔维诺的文学动力，大约可以从这个“无限”开始罢。把卡尔维诺框限在作家的形象范畴，他会是多变而未可全知的；那个手执一面负向于自身的镜子的人，不过是马可波罗，一个卡尔维诺的影子，还有更多的身影在镜侧、在镜的正面，以他乡的形式而呈现，也许是他相遇的一个又一个旅人，譬如罗兰•巴特，譬如康拉德，是镜子的视野，而不是作家本人。他所谓的作家，就是可以捏造出一个或一些异己的作家的人，他是一种建构，其中理应包含作家本身也不尽知的讯息，除去可以指认的“镜子”之外，还会有异己的、集体的、无名的或匿名的部分，即进入“镜子”的部分。
他以个人的立场介入这个世界，但没有惟我独尊的倾向，没有片面地去强调个人的位置与力量。在个人、作家、作品及世界之间建设起颇为弹性颇为互动的创生关系，使卡尔维诺的“探索者’’姿态一直保持到最后时刻。有人喜欢将他的作品划分成鸿沟两岸的不同风景，一处名其曰写实， 一处名其曰科幻与哲理。在我对他的阅读经验中，那些风景的空间分割却必须以每一部作品本身的单元来加以识别，不可另以类聚。即便被卡尔维诺本人合并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分成两半的子爵》、《在树上攀援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骑士》，彼此之间也绝无交错重叠之感，而是各自独立，不可往复。
在我们的书架上，充盈着正版的、装帧正确、校勘细致的书册，如同我们的身旁贯穿着被文化与习俗校勘过的正版的男人和女人，正版的中产者和无产者，正版的政客与官僚，正版的军士和平民。当卡尔维诺不无轻讽地在《巴黎隐士》中提到美国的“第三性”美丽人士的同时，也在《如果在冬夜， 一个旅人》中创造了一本错版书，一本类乎于人类中“第三性”别之人的书。假如第三性恰巧兼容了第一性和第二性，同时也包容着第三性本身，是1+1>2，那么《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则毫无疑问是1+9>10，是一部包容了10本书又大于10本书的书。当我说它是“一部”书的时候，数词和量词突破了精确的、数学的标识意义，既不意味着“一部”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格局的著作，也不意味着装订为一本的、可以任意分割的多种著作的合集。既可以拆解和打碎，又不可以打碎和拆解，既可以颠倒和重新组构，又不可以重新组构和颠倒文本秩序。这是卡尔维诺与我们玩的一种游戏，但它并非消遣。当一本小说“被粉碎、瓦解了，也不能复原了，就像一堆沙被风刮平了”，我们原本的文学信念受到嘲弄：一本小说就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一个或一组实实在在的故事或人生，“超真实”地可信，因此可以向一本或一群“好书”寄托我们的人生。
我们习以为常的正版书里，到底存不存在“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存在，存在多少？对十一个旅人而言，原已划定的旅行路线，有汽车、火车、飞机可以顺利运载的旅游团式的旅行路线，算不算旅途？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顺沿着别人走过的康庄大道得心应手地向别人的后方走，是不是仍可以称其为“作者”？卡尔维诺说，“造书的人越来越多”，但“用这些书来制造另一些书的人却比仅仅爱好看书的人增加得快”，他担心“和那帮人数像湖水一般猛增的人流混到一起去”。在我写作的最初和现在，也有与他同样的担心。所以，我总是把自己作为现实的、中国的、地球的异己。卡尔维诺坦言，他喜欢自己的作品具有“外国性”，像异国他乡的舶来品，一出现就天然地具有某种传奇色彩。我喜欢自己的作品具有异星的品性，像似外星来物。于是，有了我的19篇《伪科幻故事》。但是，我自己并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我倘若到了火星或者木星或者土星或者天玑星天璇星天枢星，我就是外星人，在本土看到作为“外星人”的我，在异星看到从地球上来的我，除去最初的新鲜感外，不会有更多“超人类”的内容。
恰好我所理解的人类不是一个被“天空”这个盖子捂死在“大地”这个容器中的僵死概念与实物，如同我理解的上帝和宇宙都是仍旧在自我创生的创作者。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也创造自己，是我对成为一个作家的终极理想。遭遇卡尔维诺，使我在他人的身上目击这种理想已成现实。同是作为旅人，我愿意在冬夜与他邂逅相遇，尽管我和他的旅路永远也不可能重叠与交叉，平行或遥遥相望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