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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为译本所作之小引


波期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ám),他的生日,迄今没有人知道,大概是生在十一世纪的后半。有人说他死在一一二三年,但是也不大的确。他的故乡是在可拉商州(Khorassán)的纳霞堡(Naishápúr)。可拉商州在波斯的极东,为亚细亚大陆所拥抱。气候温和,土地丰美,适于农业。棉花的栽培最盛。棉织物、绢、呢等类自古驰名。更产突厥玉和其他诸种宝石。纳霞堡是州的首府,位于州之北部,在莪默当时,是波斯文化的中心地点。

莪默的姓,伽亚谟(Khayyam),意思是“天幕制造者”(Tent-maker)。有人以为莪默必然是靠着制造天幕过活的,所以用“天幕制造者”为诗人的雅号,考威尔教授(Professor Cowell)和费慈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便主张这一说。这种雅号通行于波期诗人之间,如阿塔尔(Attár)意为“药材师”,阿塞尔(Assár)意为“榨油者”之类。有人说恐怕是他的父亲的职业。又有人说,诗人幼年所住的学校有点贵胄的性质,制造天幕的人或其子弟没有入学的希望,阿拉伯族中有伽亚谟族,以制造天幕为业,莪默的祖先恐怕是从阿拉伯迁入波斯的。

诗人幼年所住的学校便在纳霞堡。据他的学友尼让牟(Nizám al Mulk)的记录,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Imám Mowaffak)在纳霞堡教书。那就是他们的老师。尼让牟的父亲遣尼让牟来就学,尼让牟在这里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一个是奔沙伯(Ben Sabbáh),一个就是莪默·伽亚谟。尼让牟是图司(Tús)的人,奔沙伯是阿里(Ali)的人,莪默是纳霞堡的本地人。他们读的是“可兰经”,研究的是古代传说。有一天他们三人相聚,霍山(Hasan,即奔沙伯)向尼让牟和莪默说道:“世间一般的信仰,都说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到幸福(当时的信仰,凡读“可兰经”及古代传说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如我国以前读五经三传之类),但是我们假使不能都得到幸福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互相帮助?”尼让牟和莪默答道:“随便怎样都好。”霍山便说:“那末我们大家应该发誓:无论幸福落与谁人,都应得均分,不能专享。”尼让牟与莪默都同意了。后来尼让牟做了官,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Alp Arslán)的宰相。

尼让牟做了宰相之后,他的两个旧友来访他,尼让牟请于教王,给了霍山的官职。霍山嫌升进太迟,他把官职丢了。后来竟成了专好杀人的一种宗派——依时美良派(Ismailians)的首领。他在一○九○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Alamút),十字军时有名的“山中老人”就是霍山。尼让牟后来也是被他刺杀了的。诗人阿塔尔叙尼让牟将死时说道:“啊,大神哟!我在风的手中去了。”——这正和莪默诗“来如流水,逝如风”句(见第二十八首)相类。

莪默去访问尼让牟宰相的时候,他不要官职,只向他说道:“你能给我最大的赐与,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到一个清净的地点安居,我要开展科学的利益,并祝你福寿康宁。”宰相便从纳霞堡的财库中每年赠他一千二百密(Mithkál)的年金。

莪默住在纳霞堡一直到死,一生之中忙于各种知识的探求,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更特别丰富,是当时的权威。在马利克夏(Malik Shah)教王时,他得过大量的赏赐。改正蒋牟西旧历的时候,他是委员八个学者中的一人。改正后的新历名叫雅拉里历(Jaláli),从一○七九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据英国史学大家吉朋(Gibbon)的批评:“时刻的推算比鸠良历(Julian Calendar)精确,和格利果良历(Gregorian Style)相近。”他又做了些天文图谱,做了部阿拉伯文的代数。

诗人的生活,我们所能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关于他的临终另外有种传说,是从他的弟子撒马尔干的宽雅(Khwájah Nizámi of Samarcand)传出来的。宽雅说:“我常常和我的先生莪默·伽亚谟在一个花园中谈话;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的坟墓所在的地方,北风会吹蔷薇花来复罩。’他所说的话,我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他的话不是没有意思的。几年之后,我偶尔去访问纳霞堡,我走到他长眠的地方,啊,奇怪!那恰在一座花园之外,果木带着果实把它们的树枝从园墙伸出;花片飞在墓上,墓碑是埋在花里。”——这种美化了的传说,恰合于诗人的永眠;正如李太白之死,人以为捉月骑鲸而去;印度诗人伽毗死后,尸化为白莲(见泰戈尔用英文译出的“伽毗的诗一百首”的序传)。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知道莪默有他的弟子。有人说他也在纳霞堡教过书。他是死在尼让牟之后。(以上的叙述大抵取材于费慈吉拉德的“波斯的天文学家兼诗人莪默·伽亚谟”)

莪默的诗,在他本国却不大出名。他的“鲁拜集”(Rubáiyát,四行诗集),据费慈吉拉德所说,原文有四五种,各种所含首数也各有不同,少的百五十八首,多的五百一十六首。费慈吉拉德开始把它译成英文。费慈吉拉德以一八○九年生于英国塞福克州(Suffolk)的布瑞费尔德(Bredfield)。父姓本是蒲舍尔(Purcell),父死后,改依母姓。萨克雷(Thackeray)、托姆孙(W. H. Thompson)、丁尼孙(Tennyson)等是他生平的好朋友。他爱花,爱音乐,爱舟游。使他永垂不朽,和莪默·伽亚谟之名相联如双子星座的,便是他的“鲁拜集”的英译。他死于一八八三年。

费慈吉拉德“鲁拜集”的英译,是—八五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版只是一种薄薄的小册子,没有记名。出版者伦敦卡里奇(Quaritch)书店把它丢进四便士均一的书摊格子里,甚至减价到一便士,也没有人要。一八六○年罗舍蒂(D. G. Rossetti)首先发见了这部译诗的好处;接着斯文邦(Swinburne)、何通爵士(Lord Houghton)也极力称赞,一直到一八六八年又才出了第二版。

其后七二年、七八年,出了三版、四版。第一版只有七十五首,第二版最多,有一百一十首,第三、四版一百零一首,次第和语句都有些不同。我这里所译的是他的第四版。第一版我在亨利·纽波特(Henry Newbolt)所选的“英国诗文钞”里看见过,第二版我看见过竹友藻风的日文译本,只有第三版我还不曾看见过。

“鲁拜集”(Rubáiyat)的原名本是鲁拜(Rubai)的复数。鲁拜这种诗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韵,第三行大抵不押韵,和我国的绝诗相类似。“鲁拜集”的英译,在费慈吉拉德之后,还有文费尔德(E. H. Whinfield)、朵耳(N. H. Dole)、培恩(J. Payne)等人的译本,对于原文较为忠实,但作为诗来说,远远不及费慈吉拉德的译文。原文我不懂,我还读过荒川茂的日文译品(见一九二○年十月号的“中央公论”),说是直接从波斯文译出的,共有一百五十八首。我把它同费慈吉拉德的英译本比较,它们的内容几乎完全不同。但是那诗中所流贯的情绪,大体上是一致的。翻译的功夫,做到了费慈吉拉德的程度,真算得和创作无异了。

我的译文又是英文的重译,有好几首也译得相当满意。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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