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妙津与我相识于一九九〇年初，同年同校，不过，若非那年出版社企划一本《台大小说选》，把几个当时发表了一些文学少作的朋友聚在一起，妙津与我大约是不可能遇见的。
那次会面开启了我和妙津的长久友谊（虽然她后来因为先行出版小说集《鬼的狂欢》而退出了《台大小说选》作者群），我们并非十分相同的人，却奇妙而偏见地分享了彼此的心灵，从生活、知识、情感到文学观，与其说我们因为发现彼此如何契合而成为朋友，不如说我们充满差别，而在这些差别的倾诉与理解之间，发展了柔软的情谊。
九一年我们从大学毕业，方向愈趋不同，屈指可数的几次碰面里，我继续分享她打算写个长篇小说的决心，以及找到工作、辞去工作的点点滴滴。想起来，朋友一场，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多，彼此出国之后更几乎失去联络。妙津的《鳄鱼手记》于九三年底开始连载于报刊我并不知情，直到九四年夏天我回台湾在书店看见已经成书上架的《鳄鱼手记》，她的这一步惊动了我，或许也是华文文学书写的一个惊动。
就在我看完《鳄鱼手记》后不久，鬼使神差地，久无音讯的妙津，从巴黎发了一封明信片到我台南老家，辗转到我手上，仓皇口气，仿佛深海之中又传来她的求救讯息，此后，即是一连串宛如惊涛骇浪、时而清醒昂扬、旋又急坠深谷的悲剧的发生。我曾相信她能以“写”来度过生命危机，她也想要这样做，这就是后来《蒙马特遗书》的创作。可惜，某些电光石火终究还是某些瞬间，将她推落死亡黑洞，妙津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最后时刻，她给我打了越洋电话，除了告别，留言要我代为处理书籍文字。那年夏天，我再度回到台北，无可选择收下她在法国友人所带回来的礼物：几叠文件、书稿与日记。其中，《寂寞的群众》与《蒙马特遗书》已相继出版，余下来的，数量最多的是日记。
早相识之初，妙津伏案写日记的姿势便使我印象深刻，严肃、专心、不被打扰，宛如仪式的完成，无论历经怎样的迁徙变动，她总把这些日记带在身边，我知道，这些日记是她最大的财产，她的很多作品也都可以在日记里找到雏形。她不仅是抱着记事心情写日记，而是藉此严密审视自己的心绪，把惊人的诚实、热情投射在这里。这些日记，也许不该只是一份给我个人的礼物，依她性情文格来看，日记的选辑出版应该也是未尝不可。
呈现在这里的两册日记，选自大学时期与留法时期，绝大多数依原状态编辑，不过若遇见明显误字或漏字导致词意难辨，则适度加以修订，有些地方出现较大的时间空缺（如九二年八月至九三年八月），推测是已将日记撕去另作他用。此外，为免不必要的伤害揣想，对人名、地名做了些处理，写于日记周边的摘要备忘，尽可能保留下来，同时，妙津一些随手拍下来的照片或生活物件，也为美术编辑增添了不少灵感。日记出版经过十年延宕，一是基于对相关人物以及隐私的保护考量，二亦盼望流言尘埃落定，在她短暂生命所仅有四本小说集之外，这些日记将展现她丰沛、炽热宛如火山能量的心灵世界。
除了尽到一个编者的说明，我无意多言妙津其人其事。关于悲剧的发生，很难有人能说清楚始末因由，也没有人有绝对的代言权。我只能接受，伤害千真万确发生，死亡无可挽回。然而与其苛责自杀是混乱与弱者的结果，我毋宁相信，在最后时点，妙津亦需要十足的强悍，一瞬间，她对人生可能看得比我们更清明，只是，她坚持就停在那一瞬间。
人生何其美。但得不到也永久得不到，那样的荒凉是更需要强悍的。
这是妙津日记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赖香吟
二〇〇七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