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曾经和中国同胞一起挨饥抵饿,我感到有责任藉这篇文章向他们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又因为血浓于水,我下笔时就不能无动于衷;这丝感情的流露,应该理解为我对同胞们的至诚关注。
有关中国的报道,常有歪曲。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尽可能依据朋友和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不少熟悉中国的朋友都曾经帮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证。我特别感激巴塞尔(Yoram Barzel )、高斯(R. H. Coase )、轩恩(Paul Heyne )、严保拉(Marion Impola )、马逢华、舒尔滋(Theodore W"Shultz )、施尔敦(Arthur seldon)和杨怀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见。当然,至于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是由我个人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