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曾经和中国同胞一起挨饥抵饿，我感到有责任藉这篇文章向他们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又因为血浓于水，我下笔时就不能无动于衷；这丝感情的流露，应该理解为我对同胞们的至诚关注。
有关中国的报道，常有歪曲。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尽可能依据朋友和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不少熟悉中国的朋友都曾经帮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证。我特别感激巴塞尔（Yoram Barzel ）、高斯（R. H. Coase ）、轩恩（Paul Heyne ）、严保拉（Marion Impola ）、马逢华、舒尔滋（Theodore W"Shultz ）、施尔敦（Arthur seldon）和杨怀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见。当然，至于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是由我个人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