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除一个信念要比拔除一只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 ――艾马・戴维斯
第一章 绪论
常言道：钟摆摆动得越高，在回摆时，它的摆动也会较高和较快。在毛泽东及“四人帮”掌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的钟摆摆动到难以想象的高度。自一九五八年开始有大跃进运动，继而是一九六六年席卷全国、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里，一切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彻底产除掉。同时，人民大众却被迫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本身的学说。
这些极其违反理性和极端残暴的群众运动，对广大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创伤。令人震惊的的故事，罄竹难书。两位世界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因为被指控犯了发挥资本主义技巧的罪，被迫自杀（注1）。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或采用传统的名称来称呼新近公有化的东西，也能招来牢狱之灾。医生和教授，被逐至农村拔野草；学校的物理课，包括了锄坑和养猪的粗活。由于毛泽东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他低贬学校教育，不足为奇；但如此一来，一个在考试中交白卷的学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马上被捧为全国的英雄（注2）。
在那段期间，极少数非政治性的书籍出版；可是毛泽东的小红书，据说销量竟然比圣经在历史上的总销量还要多。能够背诵几条重要的毛语录，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谈话里一开始便各自背诵一连串的政治口号，不单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更是保障性命的一种方式。
翻阅那段期间增订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当时的意识形态气候（注3）。“资本”一词，以一整段文字界定为含有邪恶的意思。同样遭受贬斥的字有“私”、“钱”、“利”和“阶级”等；当然“地主”一词遭受更严厉的攻击，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会主义”等词语，则受到过甚其词的赞誉。
报章上的新闻，往往是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诺言：几百方码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种出几吨的粮食（注4）；但当饥荒成为不可掩饰的事实时，就归咎于连续几年的坏天气。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
无论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备受攻奸，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东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书法珍品，遭受破坏，无法修复。我在一九五二年只须花二角钱便可买到的一份碑贴，现时增值了一万倍。古代的黄鹤楼，因为一首感人的诗（注5）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却被彻底地破坏了。庙宇里的涂金木雕刻，经过悠久的岁月，也逃不过被砍下来的恶运。成千上万的木刻运到香港，原价不过每块美金二元。但当文华酒店将这些木刻大量地装在大厅的墙上，引起了富有游客的注意，它的价值便大幅跃升。
一九七九年我曾到广州一行，看到一间古庙完整无缺，令我惊喜不已。负责的同志解释说，住在庙宇周围的人，曾经不惜一死，力保庙宇。后来他们跟红卫兵达成协议，铲去外墙上的龙，以毛语录代替。
我也曾到广州附近的一个小镇，探访我幼年时念书的学校校长告诉我。曾经教过我的几位老师已经自杀了。他告诉我文革时期，派系间武斗椅子上的铁条都被拆下来作为打斗的武器（注6）。其余一切的铁器，皆在大跃进期间，被“贡献”作为炼铁之用。
知识贫乏妨碍现代化
这一切都不免使人惊愕。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竟然要遭受这样的蹂躏。另一个事实，同样悲惨；一个以刻苦耐劳闻名的民族，一个聪明、热情和具有进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沦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国见到一般人的态度，是由制度所促成的。在这种制度下，报酬不计工作的贡献，法律鼓励工人睡午觉，二十年来只印政治书籍，说了无心之失的话或表达新意见都可能招来横祸。
我在广州几天，在住的酒店里，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 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二十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我以前认识的中国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科技的进步，比较在过往几千年的加起来还要多。但令人震惊的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然无缘分享这份进步，仿佛他们是被放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显然比铁幕更难渗透。三十年来，中国不单与外间隔绝，而且任何能够穿越障碍，得以漏进的消息，中国政府都会循例将事实歪曲或重新铺陈。一切从中国寄出给亲友的信件，都必须套上赞扬毛主席的词句。为了使访客留下一个好印象，当局特别召集一些穿得好也养得壮的孩子，在游客面前唱游嬉戏。
中国的情况，反映了知识贫乏对经济的影响。一个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间极有名气的公司往中国商谈生意。他说与他交易的对手，无知透顶，使一切洽商都白费力气。更有甚者，职衔五花八门，他要凭干部的到场先后来辩别他们的官阶高低。
在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两件事特别说明了闭关自守的后果。我带了一具价格廉宜、能够显示时间日期的小型日本计算机。无论大专学生或教员，都对这具“小机器”的功能大感诧异。他们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甚至儿童玩具也象这个计算机般先进。（这竟然发生在曾出现过数学天才的国家里！）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师声称他知道有关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供给的资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随后我发觉，即使在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
结论是很明显的：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他国家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四十五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果就出现了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也就是说，中国在科技和知识资源上，彻底破产了（注7）。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问题，远为严重。
较自由的趋向
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和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的钟摆开始有力地回摆。现在旅客较容易前往中国参观游览。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在障碍。移民出口也远比以前放宽了。（可是，外间对中国公民却没有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就我所知，有一段时期，任何一个中国学生，只要他持有有关的证件，便可以自由往外地读书。美国更特别将限制放宽――在中国的美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比在香港和台湾更为容易（注8）。尽管他们普遍都有经济问题，但在一九七九至八零年间，约有五千个中国人到美国留学。
与我们探讨的问题更具关键的，是中国重开门户，迎接外国思想。数年前，公开阅读阿当"史密斯或凯恩斯的著作，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现在已有《原富》和凯恩斯的《通论》的中译本。一位经济教师，因为翻译了森穆逊的《经济学》而获升教授名衔。佛利民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已译成中文；他（与太太）的《自由选择》一书，正在翻译中。
藉毛主席言论作护法
事实上，在每本中译本的序言里，都有一段文字指出，这些都是应受批判的著作。导言通常引用毛的话，指出应该看看资本主义的丑恶思想才能更好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除了这些为旧势力驯服的痕迹外（这也是自卫手法），那些翻译都能忠于原著。抽样检查，也未发现有故意歪曲原文的地方。最近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书名是《佛利民货币理论的批判》作者对佛利民的激烈抨击，自是意料中事；可是他所了解有限的佛利民的观点，却能忠实地陈述出来。
在一般的谈话中，我们还不能听到对共产党的抨击或赞扬资本主义的话。但是与较为相熟的同志私下谈话时，他们就不大有顾忌了。他们从不掩饰对舶来品和外间消息的渴望。他们除了期望拥有彩电、录音机、计算机和相机外，还锲而不舍地追问在国外发生的事和生活情况。
私营商贩与走回头路
小规模的私营商业开始出现，不过这些大都是街上经营的商贩（注9）。工厂获得较多的自主权，也积极引入外国资本，虽然条件颇为苛刻（注10）。简单点说，中国是否向“资本主义”迈进？传闻四起，每天都有――例如的士司机现在已期待收取小费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共产党的盖子还能撑多久？（注11）自一九八零年的上半年始，一切都快速演变。含义是很清楚的：假若再不制止这个钟摆的话，中国最后必走“资本主义”的路。这个制止来得很快。一九八一年六月左右，压制“走资”的活动已变得颇为明显（注12）。政治领袖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再歌颂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指出它们是中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一些过去惯用的语录，又再次受到宣扬。（注13）
资本主义的中国 ：能否体现？
在这个钟摆稍微停顿的刹那，正是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恰当时机：向哪一个方向走？有一个人曾经因为准确地预测一九三零年的经济大衰退而成了名；可是，极少数人记得或指出，这个人在以往曾经不断地（和错误地）作过同样的预测。所以，就算用掷豪来预测中国的前途，似乎也是值得冒险一试的。但我没有预卜未来的本事，所以我要试以经济分析为基础，推论中国最后必会走上近乎私有企业制度的道路。这个转变不会很快。经济理论只能指出一个大概的方向，除此以外，它不可能确切指出转变会在何时出现。
在这里我想说明，预测（Forecast）与推测（Prediction）之间是有着微妙的区别。预测是依赖过往事件发生的趋势，或者是用水晶球预卜前程；推测是基于理论的。后者指出，以某一个理论作基础，假若某些特定的条件符合了，某些现象就必定会随着发生。至于理论是否成立，是要靠实践来测试该理论的含义。理论本身可能是错的，而特定的条件可能与推测的事件毫无关系。或者理论本身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它推测会出现的事件却不发生，因为特定了的条件不存在。
要推测经济体系的发展，是需要一个制度转变理论。在这一方面较近期的研究和著作甚丰，可是杂乱无章。假若我们能等到有一个较佳的理论面世之后才推论中国的前途，效果当会更好。但中国的钟摆高悬未下，而假若没有理论作基础，我们就不可能作任何推测，所以我唯有提出自己的理论。我得声明，这不是有关制度转变的唯一理论。
以下我将会逐步演绎我的理论体系。依我之见，这是足以解释制度转变的。我随着会阐明，根据这一个理论，中国将逐步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制度的转变是要用历史学家的时间尺度才能体察出来，而经济学家却不善于用时间囊（Time Capsule ）来作推测的。对于转变的时间，我不能确定，但我不妨于此时此地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立此存照；这种做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由来已久。第二章分析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所必须遇到的障碍。第三章建立分析制订转变的理论体系。第四章讨论中国转变的方向；依据我的理论，中国是会向私产制度那边走。终结的观点见第五章。
注释
注1：容国团与傅其芳死后多年，于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容国团于一九五七年离开香港到中国。一九五九年，他得到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其后他训练出闻名世界的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又差不多独力将乒乓球运动的技巧，全面革新。他虽然早年家贫，体能不佳，但他对所学的各种东西，无一不精。例如，只聆听交响乐一两遍，他便能将全曲背诵，每一个音符都正确无误。
注2：自他那一次令人瞩目的表现后，张铁生进入辽宁省朝阳农业学院修读兽医学，在校里替“四人帮”干宣传工作。据流传的消息说，若“四人帮”掌权，张铁生会出任教育部长。
注3：新华字典，一九七二年印行。
注4：官方报道，每亩（0.164英亩）可产一万一千磅食米.一些地方将数字列得更高,包括在石头上产米的报道.自“四人帮”垮台后，中国政府公开承认在大跃进时公布的生产数字，皆属夸大之词。
注5：崔灏（704 - 754 A.D.）所写，首四句如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传说，才气极高、孤傲不群的李白（701 -762A.D.）曾拒绝为黄鹤楼题诗，因为他自觉不能胜过崔灏。黄鹤楼绝非是一座精巧的建筑物，但却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注6：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沉重回忆，在一群新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一般人将这些作品称为伤痕文学），有深刻的描写。
注7：中国并不缺少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因为中国人口庞大，劳力本身便是人力资源。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现在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低，却是毫无疑问的。
注8：据最近的消息说，在中国领取美国的学生签证，自一九八一年起已经较为困难。
注9：自一九八零年起，小贩获发执照在街道上经营，是一九五七年以来的第一次。事实上，政府对于这些“个体经济”，颇为赞赏；官方承认他们的服务，胜于国营商店，而且也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评中，对街道商贩加以表扬。它指出，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对这些法律的“规限”作严谨的界定。
注10：我接触过一些有兴趣到中国投资的商人，他们一致同意很难与中国达成交易，因为中国只知“取”不知“舍”，而只有中国贸易老手才能找到做生意的门路。
注11：还有其他显著的例子。国营的“中国民航公司”于一九八零年因服务恶劣遭受官方批评后，报章上曾经有人建议，成立第二间航空公司，与中国民航竞争，提高效率。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广东和福建省设立经济特区，鼓励外资在特区设立工厂，准许外商聘用和解雇中国工人及汇出利润。不过，投资的外商在实际上却碰到不少复杂问题。
注12：为了提高生产力，一九七九年，六千六百个国营工厂获得较大的自主权，除上缴一定限额外，其余利润都可以保留。原计划是在八一年之前，对其他国营企业采取同一措施，可是在当年一月，这个计划却被取消。此外，一九八零年夏天。在广东的公社亦被禁止组织从香港来的“荔枝团”――他们可以买大量的荔枝回港。因为从游客中所得到的价格远高于国营企业的收购价，公社得到较丰厚的利润。农民显然无法克服垄断荔枝出口的外贸部官僚这一个利益团体。
注13：这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主题。这会议的一个结果，是重申以共产党的原则作为经济特区的指导方针，因此令人对特区的经济自由，惹起广泛的疑虑。
同样重要的是，八一年三月，一个名为白桦的剧作家，由于一个《苦恋》的剧本，遭受抨击。故事是描述一个华侨，于文革期间回到祖国，由于有海外关系，遭受清算，最后在绝望中死去。《解放军报》回应作者提出的问题，发动批判。他的问题是“假若你的国家不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爱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