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看见郎咸平教授的一篇文章，他明确提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也就是"人吃人"的阶段。
他先描述了中国的现状：
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
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
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医疗改革基本失败
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三农问题怵目惊心
农村破败的基本原因，还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远低于工业品的附加价值，因此经济越高速发展，农村就相对地越破败，而其必然结果就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价值。但是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与各种权力高度相关的地方干部亲属和非农经营业主，透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穷困不堪的农民。
官商勾结
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
弱势群体遭遇司法不公和政府镇压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此外，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然后，郎咸平教授得出结论：
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配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床。
郎教授的看法与我的想法完全相同。
当今的中国正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1949年的革命胜利，实质上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的胜利。一个农民化的封建政党，代替了延续2000多年的世袭化家族统治，中国社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封建社会：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内，农民依附于土地，市民依附于单位，人身依附没有被打破；经济高度自给，政治依然是集权专制的封建结构，社会依然是权力导向，皇帝和贵族依然存在，只是称呼不一样了。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质是封建经济维持不下去，资本主义原始萌芽开始出现。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
综观欧美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期以后，必然会发生一次资本阶级革命。所以，这很可能也是中国社会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确立，资产阶级走上统治舞台，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
如果这场革命没有发生的话，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大资产阶级与专制政党勾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畸形社会，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将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Laomeng 说：
"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
这句说的到家，通俗易懂，我再加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记得郎先生是台湾的，怎么对大陆这么了解呢？
2006年6月27日 05:39 | # | 引用
icewanderer 说：
朗是香港的。
“综观欧美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期以后，必然会发生一次资本阶级革命。所以，这很可能也是中国社会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话说得实在一厢情愿。
无论是世界格局、社会结构、科技发展、宗教影响，而今和200年前都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同。更何况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差别更是路人皆知，您什么分析都没有，直接空口说这个梦呓一般的大话，不怕被别人笑话么。
2006年6月27日 11:24 | # | 引用
fang danny 说：
朗咸平在分析经济情况的时候，他的方法，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正如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结论往往失之空泛一样。定量分析的结论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推出定性的一般观点。郎咸平从一些还无法最后定性的个案中，就对国退民进、国资流失、MBO和民营经济等发表结论性、甚至颠覆性的观点，是不够慎重的。
其二，也许是性格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如“好斗”、“绝对的孤独”、极为自负等，使郎咸平的部分观点过于理想化，比较走极端，抑或有较大的跳跃。公共学者具有理想化的批评精神，有时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个案说明问题，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过于理想化就容易脱离现实；从极端的例子就得出极端的结论，都是不足取的方法。
2006年6月28日 16:05 | # | 引用
Laomeng 说：
"公共学者具有理想化的批评精神，有时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个案说明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这句说的很客观，我欣赏这样的评论。进入公共事务领域的学者立场鲜明，观点激进很正常，郎先生的精神我很钦佩，小阮的也是。但在评论一个如此复杂的情况的时候，过于激进的观点确实更容易脱离现实。
2006年6月29日 01:49 | # | 引用
dusss 说：
“朗咸平在分析经济情况的时候，他的方法，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正如...慎重的。
其二，也许...方法。”
就如你所说的第一点，我认为朗教授是怀着“警告”的语气说得。就算那是“无法最后定性的个案”，但那个是不能不发表结论的。因为那是不能回头的路，等到这些个案一个个的涌现了再去定论，那是不是太晚了！这是朗咸平教授和一般学者的不同，一般学者可以慢悠悠的研究个案，朗教授迫不及待的下结论也是因为他不想这些结论在将来都变成现实。
第二点，相反，我觉得这种走极端的人还太少。很多时候打打屁股根本教育不了人，要真正把刀架到脖子上他才会知悔改。国内有没有提出和朗教授相同或相似的观点的学者？相信还是有的。可是就没有朗教授说得这么彻底，这么一针见血，甚至“出血过多”。用极端的例子来做深刻的教育。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呢？
2006年6月30日 02:02 | # | 引用
pixel32 说：
这么悲观？
2006年6月30日 09:20 | # | 引用
雪雪 说：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006年6月30日 16:55 | # | 引用
atlas 说：
版主什么时候组建大陆的民进党啊？
2006年6月30日 16:59 | # | 引用
wentao 说：
你看问题太过于片面了
改革后，我们的蛋糕比过去大的太多，
中间没有法律的真空，确实有不少问题，
但这是次要的，每个国民现在手上的蛋糕都
比上一代要大，
这才是重要的
郎不过是个敢于言论的学者而已，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犯片面，极端的错误，
他说的问题我们也要改，
但是要慢慢来，比如立法，
楼上的朋友不要说这种玩笑，
什么民进党，我可不希望阮的blog被关掉
我的blog
hexun.com/wentao
2006年7月 4日 09:14 | # | 引用
秋风冀北 说：
三楼朋友的观点我比较赞同，郎(顺便说一句，他生于台湾，读于美国，现工作于香港)的定量分析过程还是满严密和谨慎的，但是就此作出草率结论似乎欠妥，不知就里的老百姓怀念故国企还情有可原，郎作为经济界精英这样讲，不知他是否真的如此肯定。
中国的情形确实很复杂，改革之初或许有过帕累托改进的情形，但是自90‘s以后就不复见了，更多的是小部分人利益增加，代价是多数人利益受损。或许总的蛋糕是变大了，但这些蛋糕在往少数人身上集中，却没有适当补偿受损的多数——这个多少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吧。毕竟声称自己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实际上有让这种利益真正能够被代表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2006年8月 6日 14:45 | # | 引用
秋风冀北 说：
另，楼主最后对现状的理解还是颇合我心的，只是对于封建二字的使用稍见我历史教育遗风。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止于秦皇前的战国。
自秦以来中国2千余年应算是帝国体制。
现在的中国 ，政治和经济问题都还是在重复别人百余年前的历史，但是全球化的大势又把别人最新的东西摆到了你的面前，这是机遇，也是问题所在。
现在好好研究一下西方100年前的历史倒是多少有些裨益吧。
2006年8月 6日 14:54 | # | 引用
shenton 说：
Lang is in Beijing. He works in Chang Jiang Business School.
2006年8月16日 10:07 | # | 引用
Paul 说：
“另，楼主最后对现状的理解还是颇合我心的，只是对于封建二字的使用稍见我历史教育遗风。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止于秦皇前的战国。”——说的是，我个人平时一般不使用“封建”一词来指秦以后的中国政治体制。
2006年10月22日 15:25 | # | 引用
过客 说：
看不清现状；估不到未来时，读史。
推荐毛泽东最常读的明史，还有美国的1850-1950的历史。
2006年11月29日 02:49 | # | 引用
路过 说：
做学问不是做人，极端也好激进也好都不是坏事，凡事中庸才是致命的！中国就是缺少像郎教授这样敢于直面社会弊端的学者，这又不是学术论文，评论文章就应该是一针见血，谁希罕看那些又臭又长的八股官僚篇章。
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强盛就是需要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一味歌功颂德自我催眠难道真的就会20年之内超英赶美，把日本变成咱们的制造业基地？！
2006年12月28日 12:36 | # | 引用
姜冬 说：
无言....(事实就在面前)......!!!
如果说.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那么公平正意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有一点我感肯定.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革命.等历史事件.都基于统制者丧失了起码公平的原责.每一个新政权的建立.也同样基于要砸烂这种不公平重而建立一种新的接近于真理的.公平...
2007年3月 3日 20:54 | # | 引用
22 说：
复杂的分析与简单的分析是相对的,其实许多问题某个角度来看却是是很简单的,不追究细节问题来看,我很认同郎的观点.我想对以上所有反对此观点的人说: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2007年3月12日 22:10 | # | 引用
憨憨 说：
官商勾结的强权垄断比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不知要黑暗多少倍！！！！
人民苦不堪言，农奴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2007年9月 5日 14:44 | # | 引用
真正的无产阶级 说：
血泪之程－由“圈地运动”讨论中国农民工问题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是一条充满血与泪的历程。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是资本主义从西欧兴起和向世界扩张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时期称作“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残酷剥削和对海外殖民地野蛮掠夺的基础上。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表现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表现为农民流离失所、表现为工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超负荷的低工资劳动、表现为西欧国家残暴的海外掠夺和征服、表现为西欧各国之间连年不断的争夺战。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必然表现为工业生产对传统的农业生产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
在１５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毛纺织业繁盛起来。毛纺织业的繁荣又促成了织布机的发明，从而使得毛纺织业更加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因此，为纺织业专门提供羊毛的养羊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他们依靠手中的资本把大批农地圈起来养羊，这就是圈地运动。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公共用地开始的，主要是占用没有固定主人的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当养羊的利润进一步提高，他们就直接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养羊。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试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的圈地运动从１５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８世纪末，结果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如果农业始终占国民经济的主体，现代化肯定也就没有实现。所以，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圈地运动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实现了土地大规模集中利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推动了英国工业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当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变更并不是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完成，圈地运动成了对农民的掠夺。农民由于不公平的交易、欺诈甚至暴力，失去了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城市无产阶级。由于不能及时找到新的工作，很多农民甚至生存都没有保障。因此，这些人只能四处流浪，一些人乞讨为生，一些人从事盗窃和抢劫。这样，他们就被当作不务正业的游民抓紧监狱，迎接盗窃和抢劫者的则是最残酷的绞刑。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资产阶级甚至还以观看实行绞刑为乐。另外，法律还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接受高工资的人受到的处罚更严厉。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因此马克思说：“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使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1949年全中国解放后，中国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但经济上，中国仍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为了发展中国，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对传统农业的冲突无疑是巨大的。工业化的过程都是农业就业人口减少的过程，农村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又只能转移到城市和工商业、服务业。工业化把广大的中国农村纳入统一的商品化市场，中国的农民靠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已无法生存，祖祖辈辈依赖的土地已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只有大量涌入城市进行打工。这就是中国农民工的由来。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要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大量的农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里来，变成城里的工人或者职员，变成城市的居民，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这一转变是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
有人统计中国的农民工已突破一亿之多。由于农民工数量之多，社会和政府关注的不足，传统思维和体制的弊端，使得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极其恶劣，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突出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转变虽然没有英国当年圈地运动那样残酷而没有人性。但仍是一段洒满无数农民工血和泪的历程。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嵌身于城市的最底层，大多从事建筑、商业、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中国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报酬低，甚至被拖欠、受到城市人口的歧视，人格得不到保障、在城市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等等。
农民工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因此如何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大计。农民工问题应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足够重视。政府应充分重视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确保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信息来源等。
2007年9月 5日 16:58 | # | 引用
Dr.Lee 说：
你认为谁可以来治理中国呢,国民党?法轮功来治理?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2007年9月 5日 17:25 | # | 引用
dfg 说：
高房价罪魁祸首之一：
开发商囤积土地制造“地荒论”
土地供应不足，是潘石屹先生、任志强先生认为房价将持续上涨的根源。但是，所谓“地荒论”和土地供应不足的说法，早已遭到国土资源部、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多次公开批驳，国土资源部门给出了非常具体和翔实的数据，不知当初两位大腕为何不去辩论。
我国的土地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土地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土地的供应渠道基本上由政府掌控。只要开发商把从政府手中拿到的土地囤积起来，就能间接减少房地产开发用地的数量，进而减少房屋的市场供应量，制造出供不应求的假象，推动房价上涨。而在西方国家，土地供应渠道多，开发商既没有必要囤积土地，实际上也无法有效囤积土地。因而，西方国家的房价很少受土地囤积的影响，而我国则不同。房地产商通过囤积土地就可以制造所谓供不应求的假象，拉抬房价。
因此，在我国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哪个地方的土地囤积情况越严重，哪个地方的房价上涨就越快，上涨幅度就越大。有事实为证：最近几年，深圳、广州、北京的房价上涨迅疾，与此相伴的，就是大量土地被囤积。
《南方都市报》最新的一篇报道披露，全深圳市目前约有20平方公里闲置土地，这20平方公里的闲置土地已相当于深圳近年来每年新批准的建设用地总量。其中，“深圳房地产用地至少约有7平方公里左右，囤积在开发商手中超过两年未开发”；在广州，该市今年年初收回的闲置地块，大多为上世纪90年代用地，最早为1993年获得用地批文，土地闲置的时间超过了10年；在北京，2005年，七部委新政调查组报告指出，北京开发商手里掌握的土地够用十年。
所以，要抑制房价上涨，最重要的首先就要把囤积在开发商手中的土地依法收回或“盘活”，以形成有效的市场供应。1994年7月公布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1999年4月国土资源部颁布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满两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只要政府严格执法，开发商绝不敢囤积土地，就能释放出5年甚至10年的房屋供应量，房地产商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供不应求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与此同时，政府再加大土地供应量，尤其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就能加大房屋供应量，房价理性回归乃是必然的。
现在的问题是，开发商一边囤积土地，一边指责政府供应土地不足，把责任和民众的不满全部引到政府身上。政府当然有责任，政府的责任是对开发商囤积土地的做法不依法收回，使开发商囤积土地的卑劣伎俩屡屡得逞，再反过来替开发商背黑锅，遭到民众的批评也是在难免。
高房价罪魁祸首之二：
开发商的暴利
中国房价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商的暴利，只要暴利因素存在，房价就很难降下来，因为开发商要通过掠夺“房奴”，沿着房奴的血泪聚聚财富。当面对暴利问题时，任志强先生曾说，“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相比之下，潘石屹先生就含蓄多了，潘先生引用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说，房地产开发的利润率是7.77%。
但我看到过一篇有关潘石屹先生的报道：
1991年8月，潘石屹与人合伙注册成立万通公司，高息借贷1000多万元炒房，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虽然后来又赔掉了，但让自己找到了胆量。”1992年8月，预感到海南房产泡沫不能持久的潘石屹撤离海南，北上京城……潘石屹在短短的10年内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开发商，前后获得“地产年度十大风云人物”、“十大地产领袖”，名列美国《财富》杂志推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榜”，其旗下的企业———SOHO中国公司在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的同时，一年取得了缴纳3.03亿元税金的纪录，成为纳税额第一的中国房地产公司。 ——见2005年9月5日《京华时报》
短短的十余年中，如果没有暴利支撑，靠微薄的利润率，潘石屹先生是如何积聚惊人数额财富的呢？
房价连年上涨，开发商们一直说自己的利润率很低，但他们却极力反对公开房价成本。任志强先生也曾举例说，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报告中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仅为6.7%。但是，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10大暴利行业”排行榜。而且，正是在如此之低的利润率下，房地产界的富翁们却雨后春笋般地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在2004年中国大陆百富榜中，房地产老板占据了百富榜的45%；在2005年度胡润系列富豪榜中，排名前50的富豪中有24位涉足房地产领域；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中，房地产仍以25.5%的比例排在首位。房地产业成为造就富豪最多的行业，50位房地产富豪的总财富达到2010亿元，平均财富40.2亿元，而上榜门槛高达15亿元，是所有行业榜单里最高的。据曾经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从事过近10年投资研究工作的李清明估算：2004年，北京全市房地产一年的利润高达249.8亿元，不到两天就要催生出一个亿万富翁。
开发商为了维护自己的暴利，变着各种花样鼓吹、助推房价上涨，在不知不觉中将成本转嫁到民众身上，使他们辛辛苦苦毕生的心血被榨取。
要调控房价，就必须挤压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暴利不除，别指望房价跌下去。从2005年至今，中央两次调控政策未能取得明显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没有被触及。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利益没有被触及。因此，房市调控要挤压开发商们的暴利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不然，调控就很难取得根本效果。
高房价罪魁祸首之三：
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是房地产开发商最不愿意面对装“敏感”话题。官商勾结对房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首先，官商勾结垄断了信息，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加剧人们对未来房价可能上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实际购买行动。第二，官商勾结使得许多因腐败滋生出来的成本被纳入房价成本中，导致房价上涨。第三，官商勾结可以使一些调控政策形同虚设，一些地方的房价越调控越高与之不无关系。第四，官商勾结使得民众通过政府了解确切供应信息的渠道被彻底堵死，无奈地被开发商们肆意忽悠。第五，官商勾结消除了开发商们的后顾之忧，使开发商们有更充足的底气和胆量囤积土地，推动房价上涨。
房地产行业与医疗药品行业、零售业，被称为商业贿赂的三大高发领域。商业贿赂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权力拥有者都可以通过权力寻租获取部门或个人私利，这直接造成了交易成本的上升，而增加的成本无疑将被悉数转嫁到公众身上，这对房价起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开发商通过与官员的狼狈为奸，利用金钱换取了更多的收益，而公众则不得不承担更多痛苦和压力。
因此，至今为止，已经有多名高官明确指出，官商勾结是导致我国房价虚高的根源。如，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表示，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要坚决查处官商勾结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指出，目前房地产开发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官商勾结，一是投机行为。要调控房地产，就应该解决这两个问题，房价就会自然回归正常，“若不解决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所有的宏观调控都收效微”。
一些人动辄祭出市场的大旗，认为中国房价的上涨乃是一种自然力量的推动，试图以此阻挠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只能是徒劳的。在所谓市场化这一冠冕堂皇的谎言下，许多肮脏的交易被遮掩了。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房价飞涨，民众的利益被出卖。事实上，在市场透明度尚且缺乏的情况下，所谓的市场化说辞是可笑的，祭出市场化旗帜为高房价的合理性鼓吹不仅是卑劣的，也是可耻的。我赞同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所说，要调控房价，必须严厉打击官商勾结，断开这一互相依托的链条。那些背着牌坊四处招摇过市的人，如果自己是干净的，大可不必担惊受怕。
2007年9月 6日 09:16 | # | 引用
xen 说：
Professor Lang is a Taiwanese, graduated from Tung-Hai University in Taichung, Taiwan and got a Ph.D. at Wharton School, U. of Penn., USA.
He was a professor at Univ of Chicago.
2007年10月 8日 03:21 | # | 引用
午夜绿茶 说：
我很支持郎咸平先生在评论国有企业现状时阐述的观点，切身体验让我对国企目前的状况深感忧虑。当然这只不过是“妇人之仁”，
因为这忧虑并不是来源于对某个“文化体系”或者什么“主义”产生了质疑，仅仅是因为企业承载了太多人生存的希望，一旦破灭，将给多少人造成怎样的恐慌和悲剧？
国有企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句话，无非是生了蛀虫。可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财务有制度，还常常有监察局、检察院……等等一层层被纳税人供养得健康体面的官员们监督检查，那么，这些虫儿们是怎样生长起来，并且越来越茁壮的呢？
……
2007年12月15日 18:22 | # | 引用
某人 说：
2008年4月12日 15:32 | # | 引用
李朝群 说：
楼主可笑，郎教授的文章都没看懂竟然就宣称郎教授与你的观点一样，可笑之极。你文章的观点是什么？一是建国时其实是个封建主义，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没有得到发展，二是改革开放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你的第一点，郎教授有表示相同观点吗？怎么能说跟你观点一样？你的第二点，表面上郎教授与你观点一样，实质上天差地别。你其实是在为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合理性作辩护。因为你讲到建国初新民民主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当时的社会经济其实是封建经济，当时的社会压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按照社会进程来看，本来应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了。结果到了七八年后，资本主义终于走上舞台并由此开始了三十年的征程。这一切，你不过认为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已，是十分认可的。。是相当赞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这样发展下去的。而郎教授有这样的观点吗？？你这样说简直是对郎教授的污辱
2008年9月15日 13:28 | # | 引用
人 说：
楼上的，中国不走资本主义走那条路更有效呢？
2009年9月24日 08:26 | # | 引用
lonelywhisper 说：
部分内容我认为表达不准确：
1. 不是5000年仅见，而是秦以降，一贯如此
2. 不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由专制社会向官僚资本主义过度
2009年9月24日 10:52 | # | 引用
haoyuenan 说：
2009年10月10日 10:07 | # | 引用
ndv 说：
博主受唯物史观的毒害太深了点，部分观点有失偏颇...
2009年10月27日 06:05 | # | 引用
youthfilm 说：
这个帖子何时被河蟹。
2010年1月15日 10:58 | # | 引用
傻大猫 说：
税负是特别高（变相的 通货膨胀/房市/股市）把本来能过幸福生活的劳动成果夺走。
2017年9月28日 12:58 | # | 引用
alan 说：
2018年1月，一名医生发文揭露某知名药酒产品成分不健康，含有一定程度的毒性。当地警方跨越半个中国将其逮捕归案，扣押三个多月事情才被曝光出来。警方不堪舆论压力，在今天把他释放。
经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真不敢往回看。
2018年4月18日 19:52 | # | 引用
刘璃婧 说：
2022年12月8日，难道过去的中国是这样的吗
2022年12月 8日 18:44 | # | 引用
刘璃婧 说：
哎，有时我在想阮老师的网站怎么还没被封呢(我也不想就是有点不可思议)。
2022年12月 8日 18:56 | # | 引用
xjbthink 说：
因为现在的人“自我阉割”阈值被逐渐地人为地降低了
2023年12月 1日 09:53 | # | 引用
11111 说：
还不够悲观，2020年后太糟糕了。
2024年4月16日 09:27 | #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