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07年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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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篇最近很受关注的文章。文中的黑体都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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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新闻为政治服务是"强奸民意""混帐新闻"

中国时报 朱建陵

中共已逝高干陆定一(前中宣部长)的长子陆德近日整理陆的资料﹐辑成《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一文﹐刊登于《炎黄春秋》杂志﹐其中包含对他自己错误追随毛泽东的忏悔﹑对中共监管舆论的反对等。虽然相关内容已经在大陆几个学术网站流传一段时间﹐但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昨天转载其中关于舆论监督的部分﹐引起外界侧目。

病逝于一九九六年的陆定一﹐生前担任中共中宣部长一职长达廿二年﹐在毛泽东发起的多次政治运动中﹐陆始终与毛站在同一阵在线﹐但晚年自认自己已经太"左"的陆定一﹐在文革期间﹐却因林彪及"四人帮"认为他不够"左"而受迫害。

由陆定一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一文﹐刊于《炎黄春秋》今年度的第四期。北京消息人士指出﹐陆的"反思"﹐是经过中共特许对外发布的﹐但此前﹐中共主流官方媒体并未有过报导或转载。

《北京日报》昨天在三版摘录此文﹐主要是陆定一谈如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据指出﹐主管中共宣传工作廿二年的陆定一认为﹐从列宁开始﹐共党政权始终重视反腐败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关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他说﹕"对这个问题 ﹐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来"。

陆定一在晚年的反思中﹐提出一个非中共党员都知道的道理﹐即"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陆定一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

事实上﹐陆德去年底参加纪念陆定百岁诞辰研讨会时曾表示﹐长期在中共党内主管舆论监督工作的陆定一﹐晚年对这项工作提出许多批评。他认为"新闻为政治服务"就是欺上瞒下﹑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是"混帐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

除了批评中共的舆论控制﹐陆定一还对自己早年的作为表示忏悔。他说﹐毛泽东当年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因为"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根据陆德的记载﹐一九九六年五月陆定一病危时的最后遗言﹐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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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编者按:由陆定一同志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一共十部分,这十部分的标题是:一、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二、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三、对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六、对自由、民主的认识;七、共产主义事业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过去理解得过于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九、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宗"理论的第三条路,来创建自己的改革发展模式。十、最终遗言。经作者同意定稿,本刊(《炎黄春秋》)先摘发其中五部分,以飨读者。
  
    
   2000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新闻定义"、"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达22年),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又是被海外舆论界广泛称之为的"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派"。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我将他的部分讲话和谈话,进行了汇总和整理。父亲虽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和提法,我认为至今仍有着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把父亲的部分反思内容,呈献给大家。
    
   陆 德

     2006年11月17日
  
    (一)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这是正确的。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不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
  
    恩格斯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才是伟大的党。不要怕!(周)总理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却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是结束。一个结论的是否正确,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
  
    (四)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
  
    ----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报总编秦川的回忆文章说:1992年陆定一生日那天,对前来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讲:"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此时专政的职能,主要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贪腐问题。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加外力)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
  
  就越需要用外力。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
  
    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
  
    ----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

    ----在"社会属性"方面,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应看其政治表现,而不应以思想划线。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为"、"无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对于"双百"方针,我认为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主席支持百家争鸣,但后来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同样,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总理的主张,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的"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就像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列宁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裂变、聚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
  
    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的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我提的报告(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当时,我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我。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表现问题,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我曾问父亲:"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陆答:"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融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艺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摘自陆定一为"双百"方针3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注: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二元论"的解释,以及对其中"有为"、"无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观点等,有详细的论述。请查阅《对父亲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中"二元论"思想的回忆和整理》等文章。
  
    (六)对自由、民主的认识
  
    ----"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宿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你看过西方"行为科学管理"对人的需求分析吗?(答:看过。有分5级的,有细分7级的,但以5级为主。)它说明人的需求,不仅是单纯对物质的需求,那只是低两层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层,是人对社会和精神的需求,是对人生、价值和自我表现的需求。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类自由的追求,从来未被轻视,也从来未敢放弃。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来索求和达到的呢?研究马列的著作和他们的思路,他们不是通过"毁灭"和"抛弃",而是通过"扬弃"。它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彻底砸烂旧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采用"否定"和"砸烂",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
  
    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论述"自由"的认识,也是我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不同之处。
  
    马克思的"自由人"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扬弃中发展来的,而且,在未来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义价值"部分。
  
    马克思是从研究古希腊哲学、民主建制、德国哲学和宗教,以及英国、法国的政治和唯物主义影响等方面入手,研究他所称之为的"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从他研究的理论依据中,可以看出,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基础的。而后者(理论)则是用作对前者的批判和扬弃,即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传统的"自由主义",由于长期处于私有制社会环境,故它的核心原则是"自我"。即"自由"是受个人自我利益的驱动,而在法律限定条件下的自由飞翔。马克思认为,这是私有制下对自由的核心原则。此时,人类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素质,解决人与社会和自然界异化的矛盾,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核心原则。这种自由,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是涵盖了自由主义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共产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核心价值原则。在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中,起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与表达共产主义的"公有(集体)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故它对传统的自由及价值,是一种"扬弃",而不是"取消"。百多年来,在理论界,还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可以去驳倒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所以,自由、平等、博爱,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它的"专利"。共产主义社会也包含着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进步、更高级的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每一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一种制约的关系。单纯强调"一个人的自由",他要杀人放火的"自由",就没有了"一切人的自由"。至于"自由化"的问题,"自由化"说到底,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无限度地放任自由。对于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反对它,资产阶级也是反对的。他们(注:指资产阶级)对自由有许多潜规则,并不是无度的。"自由主义"我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懂,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对它的论述和界定。
  
    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且这一口号也能团结、争取更广泛的人,有广大的统一战线;第二,应该加以科学地解释,是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十)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初,父亲陆定一病危。在父亲临终的前两天,儿子和孙子陆健健、陆继朴去探望临危状的父亲。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第二天,父亲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
  
    5月9日凌晨5时45分,老人停止了心跳,离别了人间。
  
    (注:由于我不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仅是个科技型干部,故在整理父亲谈话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有不准确的地方,望能予以指出 和纠正,以使父亲的反思准确到位,达到研究的目的。)
    
   2006年11月17日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杨继绳 杜明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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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8条)

。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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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在重演,纵观古今,有哪个是真的对的?苏联坚持了多少?

有几人能够在在位的时候有作为而不是离职或临死前来反思?

有,或者能够发出声音,毕竟是好事情。
但是对马克思的“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素质,解决人与社会和自然界异化的矛盾,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核心原则”保留严重的怀疑。
自由都是想往的,该怎么去实行呢?

陆定一是一个纯理论工作者,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不适合于政治,宣传是为政治服务的

陆定一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是他的狭隘,因为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专制或者叫集中,才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当人民的素质普遍较低,转制吧!
当人民的素质普遍较高,民主吧!

临死前才说真话

中国结束帝制才100年,自由民主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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