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待定义的我的31岁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09年8月 6日

先来认识一个台湾人。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做陈文成,195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

1975年,他从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统计系助理教授。

留学期间,他一贯关心台湾的政治发展,支持民主运动,经常捐款给(国民)党外民主人士主办的《美丽岛》杂志。寄支票的时候,他光明正大、同时也不够小心地署上了自己的真名。

1981年5月20日,在离开6年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返回台湾探亲,兼做学术演讲。

1981年7月2日一早,三个陌生男子闯入他的家中,出示传票,声称警备司令部要约谈陈文成,然后将他带走。根据侦讯笔录,整个约谈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9点。

1981年7月3日清晨,在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的草地里,人们发现了陈文成的尸体。他的二姐陈宝月后来这样描述看到弟弟遗体时的景象:"陈文成的脖子曾被电击棒电击,十根指甲曾被细针刺,五脏六腑都被打烂了,生前还被灌毒药,家属捡骨时发现骨头都是黑的。"

陈文成之死引起了轩然大波。警备司令部起先声称,早已护送陈文成回家,后来又说他是"畏罪自杀"。但是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将陈文成殴打致死,然后抛尸母校,伪装出他自杀的假象。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为了此事,亲赴台湾调查。美国国会也召开听证会,调查有无台湾特务组织潜入美国的校园。

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愿配合调查,同时又缺乏线索,导致此案一直没有侦破。直到今天,陈文成之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凶手是谁,依然没有答案,凶手依旧逍遥法外。2009年3月,马英九指示组成联合专案小组,重新开始调查此案,但是陈文成的家属表示"不相信马政府有调查真相的决心"。

由于此事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台湾政治出现了以下的变化:

  1. 警备司令部约谈方式改变,不能再随便秘密约谈。

  2. 海外黑名单取消。

  3. 民众到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出镜手续时,不需要再得到警备司令部的盖章同意。

======================

今年是陈文成博士罹难28周年。他被害时,年仅31岁。为了纪念他,台湾"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主办了征文活动,主题就是"我的31岁",要求参加者撰文回忆或展望自己31岁那一年,畅谈对台湾社会变迁和民主制度发展的认识。

这次征文活动中,最优秀的一篇文章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婉窈写的《曾待定义的我的三十一岁、尚待定义的台湾》。读了它,你就会知道,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以及整整一代台湾进步知识青年的苦闷、奋斗和牺牲,并且能够理解为什么民进党后来能取得政权。

文中有一段话,让我很有感触:

"我今年53岁,已多活过陈文成博士22年了。在31岁的那个时点,我的一切工作都还只是个起头。如果我的生命突然被迫停止,那么,这些起头就是结束。一个尚待定义的人生就被定格了,也被定义了。"

是的,31岁的时候,一切工作都还只是一个起头,如果生命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你其实什么都来不及做;但是如果继续走下去,你就有机会做出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周婉窈教授是幸运的,她31岁的时候,台湾还是戒严时代;她53岁的时候,台湾已经完成了两次政党轮替和四次总统直选。民主成长的力量和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相信在中国大陆,这一天也迟早会来临。

我强烈推荐此文。

=====================

曾待定义的我的三十一岁、尚待定义的台湾

作者:周婉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网址: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4&Itemid=438

1.

突然要想"三十一岁时,我做些什么?",毫无头绪,无法从自己的年岁想起,只好开始换算公元。哦,是一九八七(一开始还算错一年呢)。我生在二月中旬,因此严格来说,我的三十一岁是从一九八七年二月中旬到一九八八年二月中旬。这其间发生什么大事呢?最直接想到的是解严──那个台湾历史重要时刻的七月十五日,以及来年一月蒋经国过世。而我自己呢?好不容易在时间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三十一岁。那年,我约一半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约一半时间在台湾,最后的几天则是在日本。

台湾的戒严是世界最长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共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这是我一直记在脑海里的,最近因为教书的关系,才知道台湾不是最久的──当时着实吓一跳,心想那又是哪一国呢?怎么自己一直以为是台湾。原来还要分"台湾省"和"福建省金门马祖"!后者一九九二年解严,因此才是全世界戒严最久的地方,共四十三年。总之,以台湾本岛来说,我一九八一年离开台湾赴美求学,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都在戒严体制下度过,如果不出国,就是从生下来到三十一岁都被戒严!

这些像流水帐一样的数目,对我这种数字感特别弱的人来说,真够为难了。让我们暂时摆开算术吧。何以三十一岁那一年我会在美国、台湾和日本?是哪些因素把我带到这个时段的几个地点呢?

2.

可能年纪大了,最近和学生聚餐时,往往会提到过去在台大的种种,越来越像个"白头宫女"。前几天,不知为什么提到大学时代送稿审查的故事。我进台大历史系后,不久即加入《大学新闻》,由于年级小,分派到校对和送审稿等工作。我记得当时负责审查的那位先生坐镇在台大行政大楼一楼的办公室。《大学新闻》每篇文稿都要他审过才能刊登,包括文艺版的小说、诗文等。他可以决定文章可否刊登,也可以删改我们的文字。好几次,我从行政大楼出来,回头看这栋红砖建筑,很想把它炸掉。如果说我曾萌生"恐怖分子"的念头,那当然有,但是要像当时的教官跑到系主任室说台大附近有个炸弹案可能是我做的,那可是没的事。教官要系主任孙同勋教授找机会安排我抄写什么的,以比对笔迹,孙主任和郑钦仁老师商量此事,郑先生告诉孙主任,此事万万不行,绝对要拒绝。这是事隔多年后,郑先生告诉我的。两位师长是我的贵人。

话说回头,这位审稿的先生,记性不好的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印象中是退伍军人,人可挺和气的,久了还会对我这个南部来的学生嘘寒问暖。有一次,他指着一篇外文系的投稿,真诚地问我:"哈姆雷特是谁?"

二哥弘宪从嘉义中学考上台大法律系后上台北。我记得有一天他向家父表示想去拜访党外民主运动领导者郭雨新先生,请家父替他写封信。家父是中国青年党员,和郭先生算得上熟识。后来我听家兄说,他依约到长安东路罗马宾馆郭雨新先生的办公室,郭先生和他讲话之前,先把收音机打开,声量开大。那时候,墙壁有耳朵,这是"常识性"动作。家兄于是认识郭雨新先生的秘书陈菊小姐,也因此陈菊"进到"台大校园来,变成党外人士和台大学生之间的桥梁。

家兄比我大两岁,从小我就觉得他很沉着,很有思想。现在想起来,家兄那时候不过才十九、二十岁,就是我现在教的大一、大二学生的年龄,再怎么看都是很小。那时候,家兄独自想到去见郭雨新先生,实在很不容易。

加入《大学新闻》后,我也认识了《大学论坛》的社员,当时这两个学生刊物好像是姊妹刊物,或许说是难兄难弟更恰当。陈菊当时二十四、五岁,算是大姊头,也很有大姊头的分量。我记性不好,有些人名不复记忆,实在可惜。印象中,《大学新闻》最常接触的是李美慧、张俊福、陈素香、陈连顺、黄毓秀、林嘉诚、陈玲华、林苍祥、黄振铭、粘荣发、陈瑞仁等人。历史系研究所学长林瑞明也常参与活动,我记得他邀请过吴浊流先生来参加座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前辈文学家,印象深刻)。《大学论坛》则是谢明达、吴重义、李美夏和曾国隆等人(后来才又认识萧裕珍、苏焕智)。郑优属于《台大法言》,至于田秋堇、吴乃德、邱义仁、林正杰、史非非(范巽绿)等人,好像是透过陈菊小姐认识的。陈菊也带我去见当时在台大农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苏庆黎小姐。我记得苏庆黎很有小姐的样子,皮肤白皙,很清秀,但讲起话来,眼神和表情给人一种坚忍的感觉。

陈菊常带着我们一群学生到处跑,不是拜会某人,就是打点小杂。在总是下着小雨的冬天,搭小货车去发选举传单也是陈菊安排的。我记得我生平第一次到莺歌,就是那时候。由于人手不够,我就一个人站在小货车上,在风雨中听着宣传车播放的音乐和竞选口号,车子停下来,我就下来发传单。有时人们会多看我一眼,好像对这个"学生样"的我有一丝的好奇。我记得莺歌的房子大都矮矮的。

回程的宣传车,由于过了规定的时刻,不能播放录音带,车子在死静的黑夜中急驶,我顶着风,感觉很孤独,感觉前途茫茫。

宣传车收班回到台北市,有时已经过了台大女九宿舍门禁时间。记得有一次,林瑞明学长和另一位男同学协力把我举起来,让我爬过围墙进去。

那次选举是一九七五年"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额立法委员六十四年选举"。那是好不容易才有的"增额立委"选举,现在年轻人已经不晓得什么是"万年国会"了。当时报纸抹黑党外人士,党外有可能当选的就是郭雨新,媒体联合围剿他,俨然视他为社会公敌。郭雨新是台大校友(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毕业),弘宪二哥为了打破一般人的成见,建议大家穿台大校服为郭雨新发传单,让社会知道台大学生支持郭雨新。陈菊很赞成,由周弘宪和谢明达负责联络学生。我一时找不到校服,还去借一件来穿。于是陈菊带着我们一群学生,约七、八位,浩浩荡荡搭车到宜兰,我们在上宣传车之前换上卡基色校服。宣传车没开多久,突然后头出现一辆灰色吉普车,不知谁喊说大家下车分头跑,二哥脸色铁青,要我跟他一起跑。我想他一定紧张极了,他已出过事情,如果再带着妹妹出事,如何跟家人交代?我们真的是作鸟兽散,各自逃窜,后来大家却又都集合在一起。事后我实在不清楚,大家如何又能集合在一起。总之,我也吓到了。搭公路局车子回台北时,天色已暗,从车窗望着万家灯火的宜兰平原,感觉一种遥不可及的辽阔。

我们的"壮举"只维持几分钟,顶多十分钟吧。年轻人毕竟是天真的,就算没被特务车子追,只凭我们穿台大校服,在宜兰街头兜几圈,哪真能扭转媒体长期以来所塑造的党外形象?

那年我大二。我一位学长家住芦洲,家里收了某候选人的买票钱,一票五百元,他家人丁多,换得四千五百元,后来给他做一套西装。原预期当选的郭雨新,一夜之间被金钱打垮。前面提过,我数字感很弱,但"四千五百元"这个数目竟然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当然打垮他的不止金钱,还包括大规模做票,于是而有姚嘉文、林义雄两位律师为郭雨新先生打的"虎落平阳"选举官司。

3.

话说回头,我读高三时,有一天上午家里(嘉义县大林镇)接到一通电报,是台大法学院发的,内容简短,大意是:"令郎有事,请速来院一谈。"我父亲看了电报,即刻出门,打算到车站搭任何一班可到台北的火车。我的母亲正在厨房,炸东西,没讲话,一直沉默着,我也一直看着油锅噗嗤噗嗤的,那天好像天色有点暗,母亲的脸色跟着很黯淡。终于母亲说:"会不会被流氓打?"像是自言自语,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回答。等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和傍晚吧,父亲回来了,一脸高兴,说法学院院长韩忠谟先生还跟他说令郎很优秀,做的事没有错。我只记得和法学院学生刊物《台大法言》有关,直到为写这篇文章,才问清细节。

当时二哥是《台大法言》总编辑,社长是法代会主席陈纪元(法代会主席即是当然社长),由于审稿问题,以及邀请胡秋原、朱文伯先生座谈等事,学校逼着他们两人"让出"《台大法言》,他们坚持不退,导致层层上报,最后学校高层决定以退学处分,二哥说他和陈纪元都想好:退学就退学,就去当大头兵,当完兵再考插班。但院长韩忠谟先生一直在挡这件事,最后大概想出"亲情计",把家长找来劝退。二哥回忆说,家父接到电报,以为儿子已经被抓走(sa-khì),进到法学院院长室,看到二哥坐在里面,整个心才放下来。二哥说,家父口袋中还带着青年党朱文伯和陈翰珍等先生的电话,万一儿子被抓,打算向青年党元老求救。二哥说,当时年轻,真的就想坚持到底,也不觉得退学有什么了不得,韩院长毕竟阅历深,知道退学的严重性。结果二哥被记一个小过,陈纪元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导致学校要把二哥和陈纪元退学的"情节",现在听来简直"匪夷所思",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的确就是活过那样的一个年代──近日得知,海军仪队上尉区队长金陵先生为了和雷震先生的女儿美琳小姐结婚,遭军方记两大过处分,并被调离原职,同样感到不可思议。家父已经过世了,我无法再问他这件事,但要到此刻,我才比较了解,何以他回家时"一脸高兴"。

4.

透过党外学生活动,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但在自己的科系中,却感到很孤立、很孤单,女教官指派一位同学监视我。当时历史系女生很多,我几乎只跟二、三位女同学来往,台中女中出身的纪丽雪直到现在还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当时念文科很惨,什么书都看不到,少数男同学在传禁书,我也忝为读者(兼买主)之一。到了大三、大四,终于在系里结交到几位学术兴趣比较接近的朋友,如丘为君、杨清顺、蔡志祥、胡忠信,以及陈弱水;系外有考古人类学系的林开世。丘为君最喜欢喊"冲决网罗",至今还记得青年丘君的神态。

我升大四那年(1977),党外运动有个大突破。该年十一月举办"自由地区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人士表现相当出色,获得四席县市长,二十一席省议员,八席台北市议员,一百四十六席县市议员,二十一席乡镇市长。这也是张俊宏先生以省议员身分进入政坛的处女航,选前在陈菊的引荐下,我替张先生整理出一本书来,就是《我的沉思与奋斗──两千个煎熬的日子》,据说有助于张先生的选举。这是我第一次替候选人捉刀,当"ghost writer",第二次是一九八○年周清玉女士竞选时,替她写文宣小册〈与我同行〉,当时无法亲自到印刷厂校对,印出后发现有两个严重错字,好久都无法释怀。如果我个性有点"龟毛"(fussy),大概那个时候就显露出来。

现在一般人都知道陈菊因美丽岛事件被捕,但很少人知道其实这是第二次。一九七八年六月下旬,我大四毕业时,陈菊被捕,一个多月后释放。她的被捕,把我们这些学生都吓坏了,由于我的名字在她的电话簿上,我也受到一些间接干扰(透过骚扰我的大哥和小妹)。陈菊被捕,二哥很紧张,把他的日记用纸包起来,拿来要我替他藏起来。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写日记。过没多久,他又来取走,大概怕拖累我,说是要烧掉。从此以后,他好像放弃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我以历史为业,深切体悟到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的历史不是被毁,就是自毁。通常两者兼具。吕芳雄在《追记我的父亲吕赫若》一文中写道:"外祖母惟恐父亲留下来的手稿及书籍,会有带来二次伤害的恐惧,在外祖母的一声令下,大哥和我就在家中前面荔枝园中,挖了坑,把父亲所留下来的手稿及书籍全部埋掉,埋好之后,还在上面泼了几桶水。父亲的手稿,写好尚未发表的〈星星〉以及收藏的书籍,就此化做一堆尘土。唯一幸存的一本日记,是因为里面有记载子女出生年月日而保留下来。"(《吕赫若日记(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译本,页492)虽然已经知道太多这种故事,应该麻木才对;记性不好的我,整篇文章看过后,好像就只记住这一段。

5.

大约在大三下学期,我决定考研究所,隐隐约约想研究台湾历史──这个课堂上几乎学习不到的历史,却又让我这么困惑。考研究所对我父母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父亲家无恒产,在国小教书,母亲是家庭主妇,能让女儿读大学已经很了不得了。我想,他们期望我毕业后找个中学教书。什么是"研究所",我想他们并不清楚,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是有个意念想继续念书。我决定考研究所,大概给父亲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父亲是真正的自由派,失望归失望,却从不干涉我们的选择。

顺利考上台大历史学研究所后,我以课业为重,较少参与党外活动。我记得邱义仁(喇叭)要出国时,应该是一九七八年秋天吧,几位朋友到他家看他,临走时,已经很晚了,他送我出来搭客运车子。当时,一个人一出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而台湾前途茫茫。学生时代的我,非常静默,话都讲不好(现在话也还是讲不好),但我想,我一定要郑重地送别他。我一路斟酌踌躅,车子要开了,我们握手言别,我说:"为国珍重!"听到这句话,我可以感觉到,他更加把劲握住我的手。

那是一个让人毫无缘由会有"悲壮感"的时代。无力的自我悲壮。

一九七九年,我研究所二年级时,美丽岛事件发生。第二年,在那个台湾人做恶梦都不想梦到的二月二十八日,林义雄律师在监狱中,他的一对孪生稚女和母亲一起被杀,大女儿奂均奇迹地存活下来。之前我曾和田秋堇到过林家几次,最近的一次抱过亭均和亮均。在我的臂膀还记忆着小姐妹的体温和体重时,我的一位室友,一位对政治毫无概念、毫无知觉的女孩,早上起床拿到报纸,看到林家血案的报导,看到幼儿园老师双手抱着双胞胎姊妹的照片,她的眼泪像下雨一样,一直流,一直流。我没有流泪,甚至到了美国,梦见过两次小姐妹,我都没有流泪。我相信,我的眼泪要在我们的文学家,我们的莎士比亚写出这个故事之后,才汨汨流出。

一九八○年冬天,周清玉女士决定代夫出征。我放下正在写的硕士论文,和陈弱水跑去帮忙。陈弱水当时读研究所一年级,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兵,约一年在金门。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到周女士的竞选总部帮忙,晚上要等到周女士从政见发表会回来后才离开。在那里,我们认识几位年轻朋友,如林世煜,以及来探他的班的胡慧玲学妹。有时候,我也陪周女士到政见发表会会场;她的宣传车播放《望你早归》,在茫茫细雨中,让人从心底酸起。离开竞选总部时,通常很晚,有陈菊前车之鉴,我们都要走几个街口才敢叫出租车。

白天,竞选总部会有一些年轻人来要工作,也就是分发传单,赚点小钱。我们负责分派地点,有几次还搭出租车去抽检,发现传单都确实塞到公寓的信箱,这些看似"小混混"的年轻人真是有认真在工作啊。同样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看来出身和职业都相当不错的中年男士,来要求代发传单,他不拿我们发的车钱。当时我就常想,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些默默支持党外运动的人士。

得知周清玉女士顺利当选后,我和弱水没去参加当晚的庆功宴,我即刻回到我的硕士论文,专心撰写,当时离提交论文只剩半年不到。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后,我觉得思想上快窒息掉了,那时候,台大罗斯福路的地下道,墙上贴着整排海报,说要枪毙某某、某某。每次走过,都不寒而栗,感觉非离开这个岛屿才能呼吸。

6.

出国留学的事,又给父亲带来困扰。我想我一生的几个重要抉择,都违反了父母的期望。几年前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暮色》,片中父亲对于女儿不可解的行径,两度喃喃说道:"令人困扰的小孩啊。"(困った奴だよ)家父已不在人间,即使今天,我仍想象父亲喃喃自语:"困った奴だよ。"

就在我写完硕论前后吧,陈文成命案发生。研究图书馆,简称研图,是我们历史研究所学生最常利用的图书馆。图书馆后面的草坪,我们平常不去。对我而言,陈文成命案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环,在白色恐怖时期,你说它是必然的偶发事件也可以,说它是偶发的必然事件也可以。但他肯定不是从研图四楼跳下来。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选研图当"自杀"现场?有地缘逻辑吗?有人脉关系吗?

那一年初秋,我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留学。党外领导人之一的康宁祥先生(我们昵称他"老康")得知我要到加州史丹福大学留学,热心替我写一封引介信给当时在胡佛图书馆任职的张富美女士,原本待人就很热心亲切的张女士更加照顾我。史丹福大学,校园很大,张富美女士替我从同乡那里弄来一辆脚踏车。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张富美女士带我参加一个聚会,结束得太晚,我回不去宿舍,于是被安排住一位同乡家,和那位同乡的女儿睡上下铺。女儿才九岁,告诉我她有酒窝,还展露给我看,又深又圆,她说他长大后要去竞选美国小姐。好率真可爱的女孩!现在应该也快步入中年了。

7.

年龄是一件奇妙的事,人往往好像只能以自己年岁的眼光看别人。小孩看比自己大的人,总是觉得那种"大"是绝对的。例如,前面我提过家二哥大我两岁,我总是觉得他比我大,不觉得他也"小"过。当陈文成博士被发现躺在研图草坪时,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教书。二十五岁的我,还是个学生,总觉得陈文成博士已经是个"成人"了。直到最近Michael(林世煜)和胡慧玲伉俪要大家书写自己的"三十一岁",以纪念三十一岁被剥夺生命的陈文成博士,我才惊觉,陈文成博士当时那么年轻!

我今年五十三,已多活过陈文成博士二十二年了。我在三十一岁那年获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的奖学金,赞助我回台湾并到日本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我于前一年考过博士候选资格考,在此之前我说服指导教授让我以战争时期的台湾历史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那年夏秋之际,我回到台湾,回到刚刚解严的台湾。在台湾的半年,我深切感到,台湾的社会和文化出了很大的问题,有些深层的东西不是政治所可以解决的,我于是下定决心,要在政治以外的园地耕耘。后来我"学成归国",从没和过去认识的党外朋友联络,就是这个原因。我生命中有过两次的发愿,那是第二次。第一次发愿,和研究台湾史有关。

第二年年初,我从台湾到日本,在日本停留了约半年。日本的经验对我日后研究日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帮助很大,也使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我的博士论文才刚有个雏形。假如今天我有任何算得上有意义的工作成果,在三十一岁的那个时点,这些都还只是个起头。如果我的生命突然被迫停止,那么,这些起头就是结束。一个尚待定义的人生就被定格了,也被定义了。

如果我的生命突然结束于一般认定的不可抗力的意外,如车祸、空难,或罹患某种致命的疾病,我想那是"天"。我常觉得人要有"命运"的观念或类似的觉悟,要知道生命没有任何保证,没有人能跟你保证过了这一刻你还活着。面向死亡而生,让我们更真切了解"活着"的难得和可珍贵性。当"命运"降临的那一刻,我们也比较能坦然接受。

但是,陈文成的死,如同林律师的母亲和双生小姊妹一样,不是意外,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同样不能接受真相不明。但是我们有可能究明真相吗?此刻的我,怀疑。

他们的死是台湾威权体制下军警情治组织黑幕作业的产物。长期而严密的制度性"黑幕"如何揭明?不是容易的事,牵涉到诸多单位和诸多人士的利益。"究明真相"的最佳时机,似乎是在一个社会从威权走向民主自由化之后。但没有保证这样的时刻能到来──如果社会的主流思想主张"忘掉过去"的话。我们今天好像就处于这样的情况。若用概念来说,台湾社会从独裁统治到民主化,历经巨大的转变,各级选举落实了,人们不再因思想问题受到迫害,但"转型正义"并未真正到临。因此,真相不重要,没有人该为过去四十年的党国暴力负责。暴力的事实和性质不在我们集体的认知中,不在我们的思维中,更不用说过去军警情治单位如何运作的细节了。没被社会群体认知的政治性系统暴力,没被社会群体从人道、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谴责的暴力,随时可能回来。从独裁到民主的这个"转型",是脆弱的,如果民主、自由和人权没有成为新社会的核心价值的话;当暴力再度来临──或戴着其它面具来临,人们可能毫无知觉,更不要说起而捍卫转型社会的价值了。

8.

人们或会说,纪念碑不是立了吗?纪念馆不也盖了吗?赔偿不也赔了吗?的确这些政府都做了。但是,我们知道哪些人最该负责吗?我们听过参与刑求的人公开透露过反悔之意吗?实践转型正义没有固定的方式,每个社会有它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多少得随之调整,但有四大重点,即:建立防止再发的机制、究明真相、查明负责人,以及补偿受害者。这些作法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我们是个"宽容"的人情社会,或许不适合像南美和东欧国家那样进行公开审判,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知道过去四十年,哪些在决策位置的人该负责,我们只求在"知"的层面,该负责的人负起责任;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承担来自社会的道德谴责。至于那些非决策者的执行者,就如同战犯审判,不会审判执行命令的兵士一样,应该不会有人主张谴责他们,但是,在"知"的层面,甚至"良知"的层面,他们应该了解他们所执行的事情彻底违反人权。如果有人愿意匿名出来反省那些惨无人道的刑求,并向"抽象的"受害者道歉,我想,我们的社会才真的往前走了一大步。否则,再多盖几个纪念碑,多洒几笔钱,真能抚慰存活的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心灵吗?真能让那些早就死去的灵魂安息吗?

我的学长王克文的父亲王世一先生遭受白色恐怖的刑求和冤狱,他的母亲对于当时某情治单位头目赡养美国、安死美国,忿忿不平,我也跟着忿忿不平,但当时我们没有"转型正义"的概念,现在我才了解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这种不平是需要整个社会正面面对的。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白色恐怖的恐怖和不义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认知。我们以为纪念碑和赔偿就了事了,于是一个持续四十年体制化的党国暴力变成"他家"的事,一小撮人的事。我是个历史工作者,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这里讨论转型正义,从我的角度,我最关心的是,"知"的问题。转型正义的实现,我认为一个重要指标是,关于白色恐怖的"系统性认识"成为我们社会的共同认知。我在这里强调"系统性认识",由于这种迫害是系统性暴力,我们必须掌握其性质,才不会将东一个西一个案例视为孤立事件,只侧重其故事性──万一不够感人,就乏人问津。

上课教到这段历史时,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有人要你们忘记这段过去、不要老是提这段过去,那么,我问你,你能举出几个在白色恐布中受害的台大学长?(如果说得出陈文成,已经不错了。)我们都还没记住,怎么就要我们忘记?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梦想:说不定将来在台大校园某个杜鹃花丛底下,我们立了一个小小的碑,小小的就好(悲惨的事要求低首省思),纪念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台大受难者(死刑犯和坐牢者一同)。当我们在校园漫步,享受良辰美景,偶而想起那些在生命不同阶段被剥夺可能性的学长,可以信步走来,放一朵小花在碑前。

如果,我在三十一岁时,被军警情治单位"翦除"了,我的生命是个未完成篇。我庆幸自己有多出来的二十二年,可以自我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三十一岁,没什么特别的事,甚至一团浑沌,要努力想才想得起来,但那没关系,因为我继续活着,后来的我让这段浑沌尚待定义的日子,有了"过渡"或"过程"的意义。但是,陈文成被剥夺了这个机会。

他的生命在三十一岁那年停格了,他的生命被迫匆忙定义,我们所知道的陈文成是死于三十一岁的陈文成,别无其它可能。华特·班雅明在《启迪》(Illuminations)一书曾引用德国文学家莫里兹.海曼(MoritzHeimann)的话:"一个死于三十五岁的人,在他生命的每一个时点都是一个死于三十五岁的人。"

但是真的别无其它可能吗?在亲友眼中,陈文成被迫定义的人生大概不会改变,我多出来的二十二年得以自我定义的人生,大概也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生存的台湾是个奇特的地方,似乎命定不断被外来力量强制重新定义。此刻的台湾正面临内部旧体制力量和中国连手予以再定义的危机,于是,我们个别的生命也面临被强制重新定义的危机。

如果台湾再弹回过去的体制,或是纳入目前的中国体制,那么,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大概就会分成两大类:统派和台独,前者将被褒扬,后者再度打入历史的黑牢。同样是党国暴力的受难者,却被分化了。然后我们的一小撮年轻人,再度开始那漫长、苦痛的历程;开始那可能为期半世纪,甚至更长久的暗路行旅。而垂垂老去的我们,要如何告诉我们的年轻人?识时势为英雄?

9.

台湾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严,但实际上,一直要到一九九二年刑法一百条修正,人民的思想自由才真正受到保障。这中间历经一九九○年的野百合运动,次年废除持续四十三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这些过程我都错过了,包括解严后的原住民运动。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回到台湾,已经是电话不怕窃听的时代了。

一位学生下课来问:"那么说来,台湾的民主还很年轻?"当下我突然惊觉:没错,还很年轻,如果以修改刑法一百条来算,才十七年啊。或许我们应该乐观一点,或许我们应该把顿挫看成考验,看成我们社会重新确认、巩固核心价值的机会。面对可能丧失或丧失的可能,我们再度体认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不可放弃;相对于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相对于思想控制、相对于军警情治单位的滥权,我们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解严以后台湾社会逐渐肯定的多元文化才能体现,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才能并立共存。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我在台大时期交往的朋友,我尽量记下他们的名字,但个人记忆力不佳,必有疏漏。何以要记下人名?一方面,我研究历史,总是觉得纪录很重要。另外,这些朋友日后颇多"隐没"在社会中,各自士农工商去了。就是因为他们隐没了,特别提醒我们,很多事情之所以能成立,是许多人参与的结果,他们很可能怀抱着同样的理念投入后来的工作或事业中,在社会中为一个更为美好的台湾打桩。当然,我也相信,此刻他们当中有人可能不要和继承党外运动的民主进步党有所关连。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只有当我们的社会继续往民主、自由与人权之路前进,大家或携手、或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为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台湾奋斗,前辈的努力才不是浪掷,才不是青春的谬误。

关心时事的读者也会在这篇文章中认出好几位后来成为台面人物,若干人渐行越远,甚至南辕北辙。我还在电视上看过我的一位"旧雨"当场殴打我的一位"新知"。胡忠信是我大学时代和留美初期交往密切的朋友,今天若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些什么。众人分道扬镳,其实是很正常的,随着威权体制的崩解,有人的中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或中国文化主义)终究证明凌驾了其它价值。这我能理解,解严以后,台湾急遽本土化,有一定比例的人无法忍受从来不了解、从来看不起的东西竟然变得重要起来,变得有价值,甚至压过他们所习惯的优位事物。我认得一位台湾出身的海外女性学者,她和夫婿曾竭力支持中国的六四运动,但她信奉党国教育中学到的中国历史文化,认为那是至高无上的,台湾的本土化、政治上可能出现的台独路线,当然是她无法接受的,必得竭力打击。支持六四、反台独,在她没有矛盾。反过来说,我不用猜也知道她不会同情西藏人的奋斗,遑论维吾尔族了;追根究底,她的中国民族主义其实也是现代版的中国帝国主义。

10.

另一方面,台湾自解严以来,思想、文化论述不再定于一尊,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也从原来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选择了和原先"理所当然"的取径相背反的道路;一个社会能真正摆脱独裁体制的魔咒,必须靠社会绝大多数人深切地"觉今是而昨非",在个人那往往是一种带着苦痛的勇气。但是,有人则"背反"了再"背反",终究又回到原先的路径──人己白忙一场!大家都在摸索,就像我自己,也是逐渐才确立了各种价值的先后次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摒弃了一些价值。我相信,经过我们每个人确实思考、反省过的路径,才是一条有意义、值得坚持的路径。

但是,在后现代思潮席卷知识界的今天,我有我的困惑。我常问我先生J君:如果人世间果真没有真理,如果所有价值果真都相对化,那么,为何要坚持捍卫自由与人权?那么刘晓波的奋斗,意义何在?我们支持他,意义又何在?

六月二十四日,我打开学生送我的一盒巧克力,品尝一小口,很高级的巧克力,看一下品牌,是日本Gonochar off的Bouquet De Chocolat。这个学期师大课程结束后,我请学生吃饭,他们体贴回送礼物──派出"奸细",打探出我爱吃巧克力。正品尝中,我随意瞄一下计算机屏幕英文Yahoo的头条,怎么刘晓波被"placed under arrest"(逮捕),吓一跳,他不是早被捕了吗,有被释放吗?我怎么漏了这么大的消息?由于眼力不好,赶紧印下来,坐到沙发上看,我手上还拿着巧克力,原来是"正式被逮捕",去年十二月八日的被捕,不是正式被捕!我约略算一下,去年十二月八日到现在不就超过半年了吗?再高级的巧克力突然变得有点不是那么有滋味。

该条新闻写道,刘晓波今年五十三岁,和我同岁。也许因此更感到一种相联系的感觉。过去二十年我毫无罣碍地沉潜于知识世界,而他却冒着生命和牢狱之灾持续奋斗。今年六四的前一天,我有堂讲演课刚好讲到白色恐怖,我告诉同学,如果我们不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台湾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就算被处决的有四千余人,以我年轻时代台湾人口约一千八百万来说,再怎么说,都是少数,何足道?中国现在人口十三亿,一个刘晓波,只不过是十三亿分之一,一个胡佳,也是十三亿分之一,就算把所有维权人士通通加起来,只要除以十三亿,都是极少数。整个西藏人口也不过五百万。我请他们不妨在六四的前夕思考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民主、自由和人权,有可能成为台湾社会如盘石般的核心价值吗?过去一年多以来,一方面台湾民主自由体制似乎出现逆转的危机,另一方面,从去年三月十四日以来,中国对西藏的镇压持续不断,因此台湾的游行、静坐、绝食等活动似乎非常频繁。我认为,在每次支持西藏、中国、缅甸,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自由人权活动中,我们再度肯定我们的价值所在,强化我们捍卫它的决心。

11.

台湾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运气特坏。我自己研究历史,可能所知有限,但好像还没看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一八九五年,这个远在中国东南海上的"蕞尔小岛",未遭中日战火波及,却突然被清廷"永远让与日本"。台湾人不接受这样的命运,为了保乡卫土,浴血抵抗,但欠缺奥援,最后只有认命。在日本统治半世纪之后,经历近代化和殖民地化的复杂历史过程,在绝大多数人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又突然被盟军交给中国。如果这个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国,或许还好,台湾人谁又知道"国共斗争"呢?战后初期台湾的汉人知识分子和青年怎么懂得这些呢?原住民更是无从了解了。没想到国民党被中共打败,"播迁来台",以统治一国的军政情治装备支配这个岛屿,台湾卷入"国土分裂"下的国共斗争中,成为反共抗俄的复兴基地。我们这一代人在党国教育下成长,终于了解到何谓"国共斗争",没想到六十年后,不共载天的国共两党竟然热络携手合作!好像历史特意嘲弄台湾人。

此刻的台湾,尚待定义。不,更确切来说,正面临重新被定义的危机。或许,我们好不容易获致的多元文化的思考,将再度一统化;或许,我们的子孙将在课堂上大声诵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或许,那个外于台湾历史过程的伟大史观终将再度决定我们怎样思考、看待这块土地的过去。陈文成三十一岁的死亡,无庸说,再无究明真相的可能;他被迫缩短的人生也将不具任何意义。解严以来的岁月也将成为暗黑长路中偶现的光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如果我们不要这些"或许"成真,那么,我们必须坚持自己定义台湾,我们内部可以冲突矛盾,可以歪缠烂打,但是,我们拒绝由外在的力量(或外力加内部少数人)重新定义台湾。作为研究台湾史的我,不愿看到外于台湾的史观指导我们如何研究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先民不是没反抗过日本(武装的、非武装的),但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得由这块土地上的人透过严谨的知识方法予以了解、予以评价。或甘苦参半、或爱恨交加、或暧昧矛盾,我们可以论证、论辩,但不要告诉我,我得怎么看。战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影响今日台湾非常深远,我们才刚开始理解,不要告诉我,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被剥夺,是为了成就一个"伟大民族"的必要牺牲。

台湾尚待定义,但不要告诉我,她只能等待再度被外力重新定义。

_______________

备注:

当这篇文章接近完稿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于七月二十八日公布"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重启调查之侦察报告",未见突破性进展。关心的读者可上网点阅:http://www.tph.moj.gov.tw/public/Attachment/972816522831.pdf

财团法人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的"陈文成事件调查报告"可于下列网址点阅,可惜无法打印:
http://www.cwcmf.org.tw/the%20truth/report.pdf

(完)

珠峰培训

stuQ

留言(63条)

湾湾从解严到第一次政裆和平轮替,花了不过二十年,偶认为大陆会花费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引用yalelynn的发言:
湾湾从解严到第一次政裆和平轮替,花了不过二十年,偶认为大陆会花费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台湾面积约3.6w平方公里,国内是它面积的266倍,266*20=5320,我们还需要一个5千年的时间。

应该能活到这一天。

我对楼上说的解严都没有信心了。

这才知道美丽岛事件,惭愧

很艰难的读完,感觉50年的殖民统治对她来说真是轻描淡写,38年的戒严到让她难以释怀。我不知道国家对她来说是什么,或许今天即使日本人统治,她也可以接受。
可以唾弃我,但我始终牢记自己从哪里来。

引用半就业的发言:
很艰难的读完,感觉50年的殖民统治对她来说真是轻描淡写,38年的戒严到让她难以释怀。我不知道国家对她来说是什么,或许今天即使日本人统治,她也可以接受。可以唾弃我,但我始终牢记自己从哪里来。
我想平心静气的说一下我的看法。1、你的第一个“感觉”未必正确。当然,你可以这样“感觉”,也可以这样说。2、你的“或许”推论不正确。无逻辑。也不应该这样推论并且说出来。3、谁可以唾弃谁?我不知道。但于我,首先试图去理解对方。之后再作判断。

我今年也是31岁。而且还是“有待定义的31岁”。看博主的荐语,首先想起的是当年那位叫孙志刚的年轻人。对于他,将永远是“27岁的孙志刚”。而周教授的文章,则让我想起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

悲情的,又何止一个宝岛。

「人會死,星星也有壽命。連宇宙這種東西也不知什麼時候會停擺。不可能只有國家能永久存在。如果國家一定要有巨大的犧牲才能存活下去的話,那麼這個國家還是馬上滅亡的好,誰還會在乎它?」

《野望篇》第九章\再會了!遠去的日子

「說到國家,或許它只是人類為了使自身的狂妄正當化所捏造的推託之辭罷了。一旦國家成為主體,不論多麼醜惡、多麼卑劣、多麼殘暴的行為都將輕易地為人接受。所有侵略、屠殺、人體實驗的罪孽,都可以一句『這都是為了國家』說明一切,甚至有時還因而大受讚賞。批判這種行徑的人反而被扣上『侮辱祖國』的罪名,撻伐譴責的聲浪也四方交逼而至。」

《雌伏篇》第五章\審查會

「對國家幻想的人,想必也相信國家必須由優秀的或具有智慧、道德的偉大人物所指引,然而實際並非如此。執掌國家權力核心的人物,與一般市民相較之下,思考更幼稚、判斷力更差、道德標準更低落,此例俯拾皆是。他們比一般市民真正優秀之處在於追求權力的熱情,若將這股熱情投注於正面的方向,它便成為推動政治及社會改革、創造新時代秩序和繁榮的原動力------不過,能否達到全體的十分之一就不得而知了。看看歷史上的每一個王朝,幾乎無一不是一代創建、十幾代坐享其成而終的。」

《雌伏篇》第五章\審查會

「沒有國家,人仍可活下去;但沒有了人,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雌伏篇》第五章\審查會

引用半就业的发言:

很艰难的读完,感觉50年的殖民统治对她来说真是轻描淡写,38年的戒严到让她难以释怀。我不知道国家对她来说是什么,或许今天即使日本人统治,她也可以接受。
可以唾弃我,但我始终牢记自己从哪里来。

能不能有第三条道路?不被外族统治同时又像个人一样活着?

此外国家和人民的区别您表达的还是不太清晰,"民为重,社稷为轻"是不是你的祖先说的话?

引用楊威利的发言:
「人會死,星星也有壽命。連宇宙這種東西也不知什麼時候會停擺。不可能只有國家能永久存在。如果國家一定要有巨大的犧牲才能存活下去的話,那麼這個國家還是馬上滅亡的好,誰還會在乎它?」 《野望篇》第九章\再會了!遠去的日子 「說到國家,或許它只是人類為了使自身的狂妄正當化所捏造的推託之辭罷了。一旦國家成為主體,不論多麼醜惡、多麼卑劣、多麼殘暴的行為都將輕易地為人接受。所有侵略、屠殺、人體實驗的罪孽,都可以一句『這都是為了國家』說明一切,甚至有時還因而大受讚賞。批判這種行徑的人反而被扣上『侮辱祖國』的罪名,撻伐譴責的聲浪也四方交逼而至。」 《雌伏篇》第五章\審查會 「對國家幻想的人,想必也相信國家必須由優秀的或具有智慧、道德的偉大人物所指引,然而實際並非如此。執掌國家權力核心的人物,與一般市民相較之下,思考更幼稚、判斷力更差、道德標準更低落,此例俯拾皆是。他們比一般市民真正優秀之處在於追求權力的熱情,若將這股熱情投注於正面的方向,它便成為推動政治及社會改革、創造新時代秩序和繁榮的原動力------不過,能否達到全體的十分之一就不得而知了。看看歷史上的每一個王朝,幾乎無一不是一代創建、十幾代坐享其成而終的。」 《雌伏篇》第五章\審查會 「沒有國家,人仍可活下去;但沒有了人,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雌伏篇》第五章\審查會

太经典了
请问哪能拜读这些书啊

文章从前半段栩栩如生的个人亲历记忆,过渡到后半段指责国民党马政府的路线“不是弹回党国体制,就是被纳入中国体制”,中间其实有个巨大的逻辑鸿沟。以马政府没有贯彻“转型正义”为理由,就判定国民党治下仍有回到白色恐怖的可能,这个推理的逻辑并不充分。起码作者应该分析,具体到当前执行的哪些政策和路线,因为怎么样的演化,有可能导致多元价值观被颠覆的后果。但如此关键的逻辑推导在文中付诸阙如。而文中着力强调的国民党的外来身份和数十年历史包袱,就像强调一个人的基因中含有使其沦为罪犯的因素一样,听起来像是是另一种版本的出身论或血统论。

因此我的阅读感受是:本文前半段的感性描述,并没能为后半段的理性诉求起到加分的作用。当然本文不是政治论文,以严密的逻辑来要求它似乎也有些苛责。但终归不应当出现巨大的逻辑断层。读者的思路无法随之递进,只有将其视作文宣。实际上,这篇文章的理路也和深绿文宣的常见脉络如出一辙。

本文中更有意义的话题恰恰是作者没有展开的话题,即社会需要怎么样的转型正义?作者承认,公开审判的方式是不适用于这个人情社会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公开审判的方式往往只在流血的转型之后才能被付诸实施。如果要求这种转型正义,那么必然后果就是转型前的体制将动用一切力量来阻止转型的发生,迫使社会一定要走向流血转型。因此,从减小阻力,减少社会成本的角度出发,呼唤一种宽容的转型正义,是一种务实做法,而非单单出于人情的考量。只有提供了这种转型正义,转型前的体制才可能有配合转型的动力。国民党用了两代人的时间,自身不流血的完成了这个转型,应当被视作一种自我救赎,得到伦理上的宽容。过去的苦难不容被忘却,但是要因此追问到今日具体个人的责任,实际后果就是再一次震荡整个社会。

因此,比起宣誓信念和决心,讨论以什么样的进路可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这种信念和决心,更务实、更有意义。问题和主义之争并没有完结,一个世纪之后它仍然横亘在我们面前。

令人绝望的是,我们也只能期待暴力的发生,才促进上层的反思。

不知道怎么就想到尾大不掉这个成语。

太长了。对长的文章,都没什么兴趣。像我们八零后一代,不关心这些民主自由运动的,真的。连讨论的兴趣也没有。

阮兄能否谈一下现在国内物价的问题。

引用版烧鸡腿堡的发言:
太长了。对长的文章,都没什么兴趣。像我们八零后一代,不关心这些民主自由运动的,真的。连讨论的兴趣也没有。
你个人的意见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八零后,请问,你有多么厚颜说这句话?

引用版烧鸡腿堡的发言:

太长了。对长的文章,都没什么兴趣。像我们八零后一代,不关心这些民主自由运动的,真的。连讨论的兴趣也没有。

不要把你自己就代表了所有八零后,朋友。更多的八零后不是不关心,只是换一种形式,也不是不讨论,只是换个场合!

一直关注阮老师的博文,很有启发!

楊威利語錄 http://tanaka-fans.com/logh/yang.htm
作者: 田中芳樹

「遵守法律的規定對公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當國家違反了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企圖侵害個人權利的時候,如果公民還去盲從的話,那麼就是一項罪惡了。因為當國家有犯罪或是謬誤行為產生的時候,身為民主國家的公民,得有對這樣的行為提出異議、批判、抵抗的權利和義務。」

《飛翔篇》第五章\混亂、錯亂、惑亂

「當受到不當的待遇,或者是權力者有不正當行為時,還不加以抵抗的人根本就是奴隸而不是公民。連在己身正當的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都不能站起來抵抗的人,當然更表示不可能為他人的權利站起來奮鬥。」

《飛翔篇》第五章\混亂、錯亂、惑亂

「人活著就是在看別人死亡。」

《亂離篇》第六章\祭典之後

代表80后的那个求求你别代表我行吗?疯了,走到哪里都有人代表我,我受不了了

半就业 的说法明显有问题,唾弃你就是对的,你从哪里来?还会问这个问题,你的潜台词不就是告诉人家台湾人不要忘记他们是中国人吗?
你的历史观都是错的,你的历史不能说全是假的,也都是gdc灌输的,最近贺卫方教授就发现同样一本书,港版和大陆版差了10万八千里,拜托你回去看看历史,台湾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大陆的,西藏和新疆是怎么回事?一个帝国沙文主义者,大汉沙文主义者,最烦这类人。这个国家早晚被你们这些中国的东条,土肥拖进战争的漩涡

博主所提不能打印的问题,是pdf文件加密了,下载下面工具包,用其中的解密工具去掉加密就可以打印了。
http://www.onegreen.net/Soft_Url.asp?UrlID=1&SoftID=488

引用特情人员的发言:
半就业 的说法明显有问题,唾弃你就是对的,你从哪里来?还会问这个问题,你的潜台词不就是告诉人家台湾人不要忘记他们是中国人吗?你的历史观都是错的,你的历史不能说全是假的,也都是gdc灌输的,最近贺卫方教授就发现同样一本书,港版和大陆版差了10万八千里,拜托你回去看看历史,台湾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大陆的,西藏和新疆是怎么回事?一个帝国沙文主义者,大汉沙文主义者,最烦这类人。这个国家早晚被你们这些中国的东条,土肥拖进战争的漩涡

呵呵,恰恰是老兄你不懂历史。台 湾问题贯穿了清王朝、民国、党国,先后归属于帝国和现代主权国家,哪里仅仅是一个是不是中国的所解释的,况且连中国这个名词所依托的“中华民族”都是比较“新”的名词(差不多百年吧)。另外,沙文主义这个帽子也忒大了,乱扣的习惯恰恰来自GCD。

引用版烧鸡腿堡的发言:

太长了。对长的文章,都没什么兴趣。像我们八零后一代,不关心这些民主自由运动的,真的。连讨论的兴趣也没有。

文章确实我也没有读完,要能看的进的时候再读评论才有价值。 但是对于将人群以年代以地域划分的办法我向来反感,一不小心您就将我也给代表了,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虽短暂但若以“被代表”的次数来看也够长的了。

引用qk的发言:

太经典了
请问哪能拜读这些书啊



汗,这是银河英雄传说啊

引用yalelynn的发言:
湾湾从解严到第一次政裆和平轮替,花了不过二十年,偶认为大陆会花费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130000/2200*20=1818年 呵呵

看口气你是⑥〇后的,像是现在把握权柄的工农兵学员,没有那个脑力去真正掌握什么东西,你这样的市侩还是去关心字画、玉石、烟酒、乌龙茶、张艺谋、余秋雨去吧。真的,我一眼就看透了,真的。

引用kk的发言:

看口气你是⑥〇后的,像是现在把握权柄的工农兵学员,没有那个脑力去真正掌握什么东西,你这样的市侩还是去关心字画、玉石、烟酒、乌龙茶、张艺谋、余秋雨去吧。真的,我一眼就看透了,真的。

是么...要不你再花一眼去看看博主的其它文章先?

看了您的博客快2年,有句不中听的话还是很想向你说出来,是否忠言,您自己判断吧。我和您是同龄人。
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节目里讲读史记的时候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有过一句评语:那个热恋中的卓文君的智商几乎等于零,而司马相如的智商不亚于爱因斯坦。这话虽然是戏言,但是很生动的描绘出两个人当时的心智状态。我对您的评价也有一句:当面对技术和文艺问题的时候,您的智商非常高,而一旦涉及到政治法律这类社会问题的时候,您的判断力几乎为零。
话不中听,但是是我个人的真实感受,您在文学艺术以及技术方面的讲解很有独到的地方,让人觉得值得学习,而您一旦涉及到政治,法律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您的判断总是因为缺少社会经验而太过浅显。当您满怀热情的去批判去感叹的时候,您不妨先扔下手头的书本,电脑,拿上您的笔和纸真正的深入我们当前这个社会的最基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那些民政机构,去那些片警,去那些信访部门,那些您觉得在藏污纳垢丝毫不识民间疾苦的地方走走串串,写下您的所见所想。然后回头再把您现在觉得当今中国最严重的,最顽固的疾病拿来重新审视一下,我相信您不会再有现在这样诸如“何不食肉糜”这样的感叹了,您会更深刻的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了解我该做什么。
言语不周,但请见谅。

引用paw的发言:
当您满怀热情的去批判去感叹的时候,您不妨先扔下手头的书本,电脑,拿上您的笔和纸真正的深入我们当前这个社会的最基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那些民政机构,去那些片警,去那些信访部门,那些您觉得在藏污纳垢丝毫不识民间疾苦的地方走走串串,写下您的所见所想。然后回头再把您现在觉得当今中国最严重的,最顽固的疾病拿来重新审视一下,我相信您不会再有现在这样诸如“何不食肉糜”这样的感叹了,您会更深刻的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了解我该做什么。言语不周,但请见谅。

麻烦您,也要去您该去的地方,
但是,您不需要了解什么,
只要找个镜子,多看看自己,

是否忠言,您自己判断吧
言语不周,但请见谅。

引用paw跌地的发言:

麻烦您,也要去您该去的地方,但是,您不需要了解什么,只要找个镜子,多看看自己,
是否忠言,您自己判断吧言语不周,但请见谅。

支持PAW,不支持PAW跌地。
前者是真正讨论问题的态度,后者完全是气愤的话。
而且我觉得阮大哥真的应该好好反省PAW指出的问题。

本来不想说什么,看到上面留言代表80后,只能表态,某些80后的确脑残,为数不少
但我还是认识很多积极寻求生活尊严的80后

《银河英雄传说》是最通俗好看的政治教材,涉及独裁的起源、民主的败坏、个人的权利与野心、英雄与集体的关系、多元价值观的共存、宗教与政权的博弈、战争与和平等等宏大议题,希望大家多通读几遍,受益终身啊,呵呵。

引用罗生门的发言:
《银河英雄传说》是最通俗好看的政治教材,涉及独裁的起源、民主的败坏、个人的权利与野心、英雄与集体的关系、多元价值观的共存、宗教与政权的博弈、战争与和平等等宏大议题,希望大家多通读几遍,受益终身啊,呵呵。

谢谢推荐!

问:如何从一个由封建阶级统治的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奴隶制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
上帝说:俺的娘阿,这个么...无解~

引用atlas的发言:

能不能有第三条道路?不被外族统治同时又像个人一样活着?
此外国家和人民的区别您表达的还是不太清晰,"民为重,社稷为轻"是不是你的祖先说的话?

首先回答:是的。补充回答:国家和政府并非等同。所以我可以说我IG,但我也可以说我不ID。这并不矛盾。再者,我一直认为自由与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斗争争取得来,而不可能期待外来势力的施舍,故今日中国。大。陆。能否走上真正的民主自强之路,全需中国人自己努力奋斗。故走“第三条道路”必须为之。然法国经历5次共和,美国南北战争后还种族歧视阴魂不散。故这“第三条道路”并非坦途,其中必有像陈文成先生这样的流血与牺牲。但路还是要走的,只是路漫漫不知何时了。就如今日我发现我的VPN软件不能用了,我知道今后的情况可能还要恶化,但我的理想并未动摇。本人87年生人,我想像我这样想的同龄人还有很多。

引用paw的发言:
当您满怀热情的去批判去感叹的时候,您不妨先扔下手头的书本,电脑,拿上您的笔和纸真正的深入我们当前这个社会的最基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那些民政机构,去那些片警,去那些信访部门,那些您觉得在藏污纳垢丝毫不识民间疾苦的地方走走串串,写下您的所见所想。

同意。阮先生,我41岁,和你同龄人吧?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该多些实践,政治光看书本是不够的。

我感觉那一代人,还有大陆的70后那批人,都太理想化了,认为世界上非有什么大事要他们完成。其实呢,最后结果如果很好,那是幸运,如果不好,那是本份。我庆幸我们80后生活相当务实。国家给我们这个空间,我们就用它生活。相信我们这一代开始会积极融入现实世界,什么民主自由都是口号而已,生活是最真实的。人生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美国也有穷人,也有冤案。上面那个陈文成,死了,给家人带来多大不幸,何必呢?最后民不民主还是老蒋家的人说了算。等到70后逐渐老去,这种悲剧会消失的。

引用宋小斌的发言:

我们80后生活相当务实。国家给我们这个空间,我们就用它生活。相信我们这一代开始会积极融入现实世界,什么民主自由都是口号而已,生活是最真实的。

人生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美国也有穷人,也有冤案。上面那个陈文成,死了,给家人带来多大不幸,何必呢?

有些道理。生活啊,就是这么,由一件件小事累积起来的。就算将来政治MZ了,ZY了,生活仍然不会有什么改变。

引用孺子羊的发言:

同意。阮先生,我41岁,和你同龄人吧?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该多些实践,政治光看书本是不够的。


拜托,小阮年轻很多吧。

另,那些认为他政治智商低下的人们,你们若不是有恶意的意图,就是自己很幼稚。
小阮从来没想煽动什么,也从来没告诉你他说的就是真理,他只不过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独立思考,有怀疑精神,有探索真相的正直的好奇心,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更有价值的价值观,然后,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做一些什么,而不是盘算着自己要赚多少钱买什么房子养几个孩子。

爱国,多少人以你的名义在伤害我们。所以俺家人从来不说国家,都说民族,因为国家的概念多少有现代的狭隘的地域观!

看了一阮博士的文章 很少说话 现在忍不住想说两句
第一、说阮博士政治素养不高的人請先看一看阮博士那篇《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限》然后思考一下 政經分離是真正可能的嗎 如果不行
那么一個經濟學博士對政治的看法是否可能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幼稚?
如果不可能那么一些人是不是缺乏最起碼的理性和教養?
第二、請那個一眼就能看透阮博士的年輕人查一下什么是“教條主義”
如果你還能想起的話 想想你的想法來自哪里

http://www.daolan.net/viewthread.php?tid=386&extra=page%3D1

1895年,在日清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到手割地台湾,开始了最初的殖民地统治。日本仿照英国在印度,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手法,力争通过拥有殖民地,跻身一等国家地位。1910年,在伦敦举办的日英博览会上,公开展览台湾的排湾族人,向世界炫耀统治的成功。日本一直以矛盾的“差别和同化”的手法治台,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又通过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本文化。

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是如何发展变迁的,本片以2万6千册的台湾总督府文书、近年来发现的影片和埋没在欧美的资料等为线索,探索近代日本和亚洲关系的原点。

NHK纪录片中,周教授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政策作了评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引用微蓝的发言:

小阮从来没想煽动什么,也从来没告诉你他说的就是真理,他只不过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独立思考,有怀疑精神,有探索真相的正直的好奇心,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更有价值的价值观,然后,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做一些什么,而不是盘算着自己要赚多少钱买什么房子养几个孩子。

很感动你这样说,谢谢你。

引用paw的发言:

我对您的评价也有一句:当面对技术和文艺问题的时候,您的智商非常高,而一旦涉及到政治法律这类社会问题的时候,您的判断力几乎为零。


我最恶心你这种人,别站在制高点装大尾巴狼。
敢问您对于法律政治的判断力有多少?

版主有憲法理上賦于他的言論自由
這裡的世界由他建
這是他願景和理想
這是他衷心的期盼

如果你不喜歡這裡的文章
你又何苦來這看又留言?
請記住:

""我可以不同意你說的話,
但我發誓捍衛你的言論自由。
並且絕對尊重你的個人存在。""

就事論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象徵之一。

引用闞永峰的发言:
看了一阮博士的文章 很少说话 现在忍不住想说两句第一、说阮博士政治素养不高的人請先看一看阮博士那篇《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限》然后思考一下 政經分離是真正可能的嗎 如果不行那么一個經濟學博士對政治的看法是否可能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幼稚?如果不可能那么一些人是不是缺乏最起碼的理性和教養?第二、請那個一眼就能看透阮博士的年輕人查一下什么是“教條主義”如果你還能想起的話 想想你的想法來自哪里

既然有人反馈,我就继续就这个话题说两句。
首先很抱歉的一点是我对您的两个观点不是很理解您说的意思是什么,也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不够,对您的思维跳跃有点把握不了,我确实不是很清楚您的主要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就我现在的理解做些回复吧。
您的第一个观点提到了政经分离这个词。我实在不明白这个词是如何加到我的观点上的。我也从没打算在我的言辞当中想体现出我认为政经可以分离的观点。如果有这样的地方,请您不吝赐教告诉我我哪些语言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了。如果您找不到,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对我的语言表达的意思还存在误解?
第二个您的观点,我说了我看了这个博客1年多了,其实已经马上2年了,从我开始关注这个博客起每篇必读。时至今日我才斗胆说了一下我对博主的对有关社会问题的评论性文章的看法,这应该算不上所谓的“一眼就看透”吧,如果您用上这样的词,那么这对我是不公平的,有贬低意味的,请您收回。另外,您提到了“教条主义”,这个我也觉得很费解,我不知道您是如何从我上面的言语当中推论出我是教条主义地发表那些评论的,确实不理解。希望您能够指教一下您是如何分析我的言语并且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如果您没法做出来,那么这个帽子太大,我坚决不接受。

对了,就上面回复再补充一句,我不认为什么所谓的博主的政治素养不高的观点是我之前的留言想表达的意思。或许我们对什么是政治素养这样的词理解不同吧。我最开始的留言中心意思很简单:阮先生对于政治法律这样的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是很值得赞赏的,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别人也去积极的思考更是很令人尊敬的,我没有对这些初衷有任何贬低或者不苟同的想法(这样也顺道回复了后面有一位留言的意思了)。但是我的总体感受是阮先生您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基于您对中国当前社会问题有过真的深入的去接触和了解之后的反思而发的,而是一种比较学院式的或者想当然式(这个词可能有些不敬)的结论。现实中国社会的问题有什么,统治层面是如何理解的,老百姓是如何理解,他们诉求的是什么,如何去解决,种种这些想说出点实事求是的话来我觉得是需要对现实社会有很深入的体验才敢发的。正好《南方周末》今天有一篇报道:现实复杂荒诞,却又合情合理
最高检首批“学者厅长”坦陈挂职感受(http://www.infzm.com/content/32841)推荐您看看。
当然我这样的想法可能是自多,博客是您自己的,您有什么感想当然可以随便谈,我只是看客的身份,不应奢求什么。就这些想法。

至于后面有位留言说什么大尾巴狼的观点,我没有什么想交流的。难道贬低别人就一定是在明着暗着的抬高自己?如果您觉得不是这个道理,那么您的看法不攻自破了。

楊威利同志,您自己的留言却在破坏着您自己上面引述的那么多田中芳树先生的观点,请在感叹于这些词句的精美的同时也认真的思考一下其含义是否自己认同。

高中英语有篇课文说的是thomas jefferson,为了找背景知识,然后费劲周折看到了中文翻译版的独立宣言。当时那种血脉贲张的激动,现在仍然还记得。原来国家,民族,政府,在英文里面是用三个词分别表示的,然后还知道了自由和人权是怎么一回事。

同意 微蓝 的说法。阮兄只不过以个人些微之力,行个人可行之事。
至于两位老兄认为阮兄在谈论技术的时候你们很爱看,谈政治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不够成熟,我想是不是这样看:1、阮兄文中描述甚至只是流露出的,是一个对未来的理想状态的希望,一个作为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理想状态,以及她的国民之生活的理想状态。阮兄并没有说我们要一蹴而就,我们要如何如何。他只是转一些或者写一些足以让人思考的文章。 楼上一位老兄提到的学者挂职之报道,我今天恰巧在火车上看了。不错,是那样,在体制内谈体制,自然是那样。那么,不在体制内的,可不可以憧憬一下未来,可不可以独立思考一下可能的理想的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 2、阮兄这样说,或者那样想,以及我们这样说,或者怎样想,并不表示我们咬牙切齿迫不及待的想全盘否定现实,推翻现实。现实既已存在,纵然不合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尊重这个存在的现实。不正视和尊重现实,恐怕也不会有理性的思考。只有可笑的意淫和可悲的暴戾。 3、我相信两位老兄对阮兄委婉的批评和建议是恳切的。那么,我也恳切的对两位老哥哥建议一下:有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思维容易陷入一个定式?所谓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首先要的就是兼听吧?

引用 paw :

我对您的评价也有一句:当面对技术和文艺问题的时候,您的智商非常高,而一旦涉及到政治法律这类社会问题的时候,您的判断力几乎为零。

2009年08月07日 23:16”


看到“您的判断力几乎为零”这句话,我想起一个故事:

当年苏东坡回答佛印禅师的问话“你看我像什么?”说:“骷髅”,然后问佛印禅师“你看我像什么?”,禅师答“佛”。苏以为自己得胜。回家和妻子说起,妻子说:“你心中有骷髅,所以把禅师看成骷髅;禅师心中有佛,所以把你看成佛”。

还想起一句话:“聪明人从傻子那里也能学到东西,傻子从任何人那里都学不到东西。”

另外,paw说“您不会再有现在这样诸如‘何不食肉糜’这样的感叹了”。也许我没把阮先生的文字看完,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过“何不食肉糜”?

诚如paw所说,阮先生“当面对技术和文艺问题的时候,您的智商非常高”;对阮先生“涉及到政治法律这类社会问题”,我觉得非常好。阮先生是有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很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周教授此文的要点似乎是:

在台湾“转型正义”并未真正到临
(对此,我不了解,无法评论);

“此刻的台湾正面临内部旧体制力量和中国连手予以再定义的危机”;
“台湾再弹回过去的体制,或是纳入目前的中国体制”
(愚见:未必吧?);


“我们必须坚持自己定义台湾”
“我们拒绝由外在的力量(或外力加内部少数人)重新定义台湾”
“不要告诉我,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被剥夺,是为了成就一个‘伟大民族’的必要牺牲。”
(我赞同)

“不愿看到外于台湾的史观指导我们如何研究自己的历史”
“不要告诉我,我得怎么看。”
(我赞同)

曾经还很奇怪,为什么罗大佑的《美丽岛》《野百合也有春天》买不到正版的。后来有了网络才知道原因。

无疑,阮先生对某些问题的独立思考是值得赞扬的。但是,解决社会问题说到底首先还是要靠了解实际。脱离实际情况的理论,不但失去其本身的思辨意义,还会带来不小的误导。
独立思考固然重要,熟悉社会更加迫切,能宽容的接受他人的意见尤不可少!

美国为什么要打南北战争呢????反分裂!!!!!!

台湾想从中国分离出去?
一句话,政府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你不要混淆视听,你应该听过两千万身价中国人的尊严不如一名日本的妓女的尊严这个故事,再提醒一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没有真正强大的中国一切都是惘然~!

问题再多,原则一步不让,别搞得全球是一家,现在没达到这种境界,一步一步来!!

为什么随便一篇文章都能想象的那么远?

为什么一定要攻击?

..

求自由我赞同,搞台独的装什么悲情。发现台独分子最喜欢最善于利用的就是悲情,而他们那点“惨痛记忆”放在历史中真的入流么。

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正义,尤其是中国

我也支持:

引用微蓝的发言:小阮从来没想煽动什么,也从来没告诉你他说的就是真理,他只不过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独立思考,有怀疑精神,有探索真相的正直的好奇心,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更有价值的价值观,然后,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做一些什么,而不是盘算着自己要赚多少钱买什么房子养几个孩子。

支持阮的文章。我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自由必须藉助基督教的力量。

我很喜歡Cien說的"原来国家,民族,政府,在英文里面是用三个词分别表示的".
而且很好奇到底各位對這三個字有什麼看法?

今天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從無意間發現一部電影"被出賣的台灣"(英譯:Formosa Betrayed)即將在台灣上映(北美2月份已經上映), 開始去尋找相關的背景故事, 慢慢認識陳文成, 林義雄 跟江南案, 接著才又找到這篇文章跟各位的發言.

其實我也快三十歲, 上面這些人的名字偶而會從電視媒體上面聽到看到, 你們也知道台灣的媒體很多很自由也很亂, 但是我從來沒有仔細關注過有關政治或歷史的話題, 我承認我的人文素養是很差, 所以當看完這些東西後, 蠻大部分的內容對我來說也是全新的認識; 其中"解嚴"在我小學課本就學過, 一直到今天才了解這個名詞的涵義跟重大意義; 直到我去年出國唸書, 有很多機會跟外國人介紹我來自台灣, 還有更多機會被大陸人問我是支持藍營還是綠營, 是支持統一還是台獨?? 這時候才發現原來"原作者"的標題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同樣的, 我也有跟前面幾位一樣的疑問, 台灣花了20左右的時間才實現民主, 大陸會需要多久呢? 希望能夠活著看到這天阿XD
也很慶幸各位對看事情角度都很全面, 不是被某一句話一直灌輸(ooxx不容分割, 請自行想像)

引用宋小斌的发言:

我感觉那一代人,还有大陆的70后那批人,都太理想化了,认为世界上非有什么大事要他们完成。其实呢,最后结果如果很好,那是幸运,如果不好,那是本份。我庆幸我们80后生活相当务实。国家给我们这个空间,我们就用它生活。相信我们这一代开始会积极融入现实世界,什么民主自由都是口号而已,生活是最真实的。人生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美国也有穷人,也有冤案。上面那个陈文成,死了,给家人带来多大不幸,何必呢?最后民不民主还是老蒋家的人说了算。等到70后逐渐老去,这种悲剧会消失的。

让现实来验证:5年过去了,政治环境是逐渐宽松还是日趋收严?以此趋势,70后逐渐老去时,真能免于恐惧?至少我觉得,犬儒的人是等不到那一天的。

引用zhs的发言:

周教授此文的要点似乎是:

在台湾“转型正义”并未真正到临
(对此,我不了解,无法评论);

“此刻的台湾正面临内部旧体制力量和中国连手予以再定义的危机”;
“台湾再弹回过去的体制,或是纳入目前的中国体制”
(愚见:未必吧?);


“我们必须坚持自己定义台湾”
“我们拒绝由外在的力量(或外力加内部少数人)重新定义台湾”
“不要告诉我,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被剥夺,是为了成就一个‘伟大民族’的必要牺牲。”
(我赞同)

“不愿看到外于台湾的史观指导我们如何研究自己的历史”
“不要告诉我,我得怎么看。”
(我赞同)

第二条,原作者的担忧正在大踏步走向实现。楼上太低估TG的野心了。

引用半就业的发言:

很艰难的读完,感觉50年的殖民统治对她来说真是轻描淡写,38年的戒严到让她难以释怀。我不知道国家对她来说是什么,或许今天即使日本人统治,她也可以接受。
可以唾弃我,但我始终牢记自己从哪里来。

正因为那五十年,台湾民众才会有公民意识。而血色大陆则没有这个福利,所以才会有象你这样牢记自己的出处。

我要发表看法

«-必填

«-必填,不公开

«-我信任你,不会填写广告链接